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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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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北京生活中,有一位外国友人不能不提。此人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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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早就熟识,但彼此的见面,是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引荐的。去年的2月24日,北京风沙弥漫,郑、耿两位年轻人把爱罗先珂带到周氏兄弟的寓所。那天,周作人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来暂住东屋。”从此,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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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1914年,他只身一人到印度、日本、泰国、缅甸等多国流浪。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被英国人驱出印度,至日本又因宣传危险思想再次被逐出,后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归国之路,却未被准许入境,这才转而来到中国四处漂泊。诗人将迷惘痛苦的心情写进诗里,引起鲁迅的关注,并致信周作人:“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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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周氏兄弟收到了日本朋友的信,请求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蔡元培得知此事,特聘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校长还亲自找到周兄弟,将俄国盲诗人安排住在他们家里,这才有周作人日记中“爱罗先珂君暂住东屋”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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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在周家住下后,除在北大授课,还常到各校用世界语演说,为他当翻译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自学世界语,并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就的作品。他在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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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开始动手翻译爱罗先珂的诗作《池边》《春夜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有时也陪爱罗先珂到北京参观,兼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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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作人写的《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一文看,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地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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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爱罗先珂在北京生活得并不舒心,先是他不时到女子师范去演讲,到孔德学校报告,到北大三院演说,到政治学校与师生交流,可时间一久,人们听腻了,没有新鲜感了,学世界语的热情就迅速衰退了,也就很少有学校再请这位盲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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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爱罗先珂痛心的是,最初在北京大学开世界语课时,北大最大的讲堂,往往挤满了学生和教师,不久听者渐少,改到小课堂,再往后,听者寥寥,有时只有两位。于是他关于俄剧《饥饿王》的讲座,仅讲了个开头,因听众太少而不得已终止了。盲诗人对此深感痛苦,在周氏兄弟家的院落里,就常见爱罗先珂弹着六弦琴,唱着“寂寞,沙漠似的寂寞呀”的歌。这清寂的飘在夜空里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周氏兄弟的心灵,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鲁迅感到诗人的寂寞竟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生命状态如出一辙。鲁迅在1922年发表在上海《妇女杂志》上的《鸭的喜剧》中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鲁迅懂得了流浪诗人,又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中学着爱罗先珂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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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沙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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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好有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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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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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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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灵魂其实也正在与“寂寞”抗争,与中国“沙漠式的枯寂”搏杀,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武士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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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并未全部让生活失色,有一天爱罗先珂从街上买回十几个蝌蚪,放进了周作人在院里挖掘的荷花池里。那荷花池长三尺宽二尺,从未长出过荷花,却是蛤蟆的乐园。爱罗先珂早到池前造访成群结队在池中游泳的蝌蚪,有时孩子告诉他,蝌蚪生脚了,他很高兴。人往往就是这样,寂寞和快乐是可同时存在于精神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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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思念家乡的爱罗先珂在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之后,回到了故乡。一个世界主义者,却始终眷恋自己的家乡,这是一种悖论。周作人说,这虽然“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爱罗先珂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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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思念中,爱罗先珂在1922年底重回周家大院。不久即发生了所谓“剧评事件”。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联合演了一出话剧,爱罗先珂热心地去观看了演出,还率直地写了剧评:“在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没有喜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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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诗人的剧评,目的或许是批判当时中国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恶劣,但对学生的演出求全责备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遭到年轻气盛的学生的反感。他们尝试戏剧的热情容不得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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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魏建功读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载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后,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敢盲从》,也发表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文章对爱罗先珂在评价学生演剧的某些批评和观念提出反批评,特别对爱氏所云“竭力学优伶”“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等,表示不能苟同,而且指出爱氏并没有认真看过整出戏,就发议论不能接受,此外并无放肆的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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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既然是文艺批评,难免有思想和见识的交锋,这很正常,但鲁迅却拍案而起,在1月17日《晨报副刊》以一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斥魏建功”(鲁迅日记)。该文“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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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位1901年出生的年轻学生魏建功的文艺批评,比魏建功大20岁的已是社会名流又是大学老师的鲁迅,用如此极端的言语攻击晚辈,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莫名,便是今天来看,也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须知,被鲁迅吐了一脸唾沫的并无劣迹的年轻学生魏建功,1980年卒,江苏如皋人,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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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的《晨报副刊》上,还载有周作人的一篇《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的吐唾沫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有正人君子之风,善意地规劝,颇具亲和力。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先珂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人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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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的20日,鲁迅日记载:“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省三者,就是因带头反对北大收讲义费,对蔡校长不恭,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冯省三。该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鲁迅认为蔡元培抓住小事大做文章未免不公,愤然写了《即小见大》支持了冯省三。后来冯成了八道湾的常客,鲁迅的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这个名字。魏建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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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语焉不详,不知究竟谁做的东,但周氏兄弟为爱罗先珂抱打不平,爱罗先珂以示答谢,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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