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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曾料到，郭沫若闻此，激动异常，跳将起来，奔到胡适座席抱起胡适，竟亲吻起来，酒宴上的友人先怔了一下，然后鼓掌助之。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简记曰：“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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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曾为很多新诗集写过评论或作序。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及陈梦家的诗集等。但却唯独没有评论过后来被一些文学史称为“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女神》。在胡适的眼中，《女神》“还有不少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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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序诗》外，共收录五十三首诗，三个诗剧，由三辑组成。皆写于1916年至1921年。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1921年2月25日上海《民铎》杂志称其为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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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发表时，远没有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影响巨大。《尝试集》毕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别的不说，只要看看鲁迅、俞平伯、周作人等当时著名的文坛名人都为《尝试集》删过诗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时文学界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和支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尝试集》的确有不成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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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集》之后是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的出版，接着是1922年康白情的《草儿》诗集的出版，他们都被写进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予以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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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出版后，只有创造社的郁达夫著文《〈女神〉之生日》，高调评价说《女神》始，我国的新诗才“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剩下的有关《女神》的评论，多是郭沫若自己写的，如1922年8月4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题为《论国内的诗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郭沫若说，《女神》充满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和自我改造的思索，而且极力想通过“小我”反映“大我”，通过“个人的苦闷”以及“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和“全人类的苦闷来”。这或许是当年郭沫若的个人创作体验，其间或确有极具价值的东西，但文坛反映的清寂，不能不让郭沫若心怀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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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忐忑中，突然听到新文学大师胡适要评论自己的《女神》，郭沫若不能不大喜过望。以郭沫若的性情，马上忘情地去拥吻胡适，是最自然的举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这么一吻，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胡适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无人比肩，无人撼动。胡适与郭沫若各自在文化历史里的真实显像，本来已十分清晰，但多少年了，特别是1949年之后，从《尝试集》与《女神》长短的评议，到胡适与郭沫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争论，却被颠倒，甚至延续到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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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1952年写的《〈金文丛考〉弁言》一文中，公开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胡适在中国学术坫坛的盟主与宗师地位，但他在英文上的欠缺而闹了笑话。想不到胡适早年间批评郭、郁那句“不通英文”的话，竟成谶语，让郭沫若又一次丢了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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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因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与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谈话的精神大相径庭。当时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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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被委以批判胡适的最高指挥官。但郭沫若毕竟是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内心太知道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影响了，推倒胡适谈何容易。所以在批胡适的浪潮里，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胡适是“当今孔子”和“圣人”这类的评价，当然这称谓也有讥讽的意味。自他给胡适的那一吻时，胡适的地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郭沫若的心底。郭沫若对胡适几次挑起论难，又在批胡运动中用不大中用的长枪短炮进行攻击，绝不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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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下，郭沫若批判胡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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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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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形态和感情世界真是美妙而多姿。1923年远离红尘、鳏居两年的蔡元培，在经历了奔波和追寻后，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而周作人、胡适、汪静之、徐志摩也都陷入了感情的旋涡。正是：“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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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第二任妻子黄仲玉，不幸于1921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法国医院。在瑞士日内瓦公干的蔡元培得唁电悲恸欲绝，伏案含泪写下一篇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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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女儿，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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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一经发出，便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被编进不少教科书。北京大学和黄仲玉创办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还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特为黄仲玉辟了特别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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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玉的葬礼与二十年前蔡元培登报征婚一样轰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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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因病亡故。蔡元培与王昭的婚姻是在他中了举人又点了翰林时，奉父母之命完成的。夫妻相濡以沫，甚是恩爱。王昭离世时，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三十三岁，为他提亲者踏破门槛。已接受新思想的蔡元培，对纷纷而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醒目处，上面写着五个征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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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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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征婚启事，在晚清旧礼教猖獗之时，因由一个堂堂大清翰林提出而轰动朝野。一次，蔡元培在余杭借宿于友人家。由这位叶姓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靠卖画养活一家老小的女子黄仲玉，很快结为秦晋之好。这一男女平等成就的新式婚姻，当时传为佳话而名扬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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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3年，孤独鳏居的蔡元培来到上海。几个月前，经友人再三介绍，他认识了当年黄仲玉办爱国女校时的学生周养浩。周姑娘祖籍南京，长于杭州，性格贤淑文静，擅长诗画，已是31岁的老姑娘。说起来，蔡元培应该记得周姑娘，几年前，仰慕蔡元培的她，曾专程到京到府上拜望过他和夫人黄仲玉。当时蔡元培还在周姑娘画的工笔仕女图上挥笔题过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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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再次丧偶后，曾又提出择偶的三个条件：一是原有相当的认识，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文。周养浩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条件，在友人的极力撮合下，蔡、周二人走入婚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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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颠沛流离，疲惫不堪的老书生蔡元培，如今又拥得美艳如玉、沉静如水的名门闺秀，他为又走进新的生活而庆幸，以诗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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