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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思念中，爱罗先珂在1922年底重回周家大院。不久即发生了所谓“剧评事件”。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联合演了一出话剧，爱罗先珂热心地去观看了演出，还率直地写了剧评：“在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没有喜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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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诗人的剧评，目的或许是批判当时中国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恶劣，但对学生的演出求全责备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遭到年轻气盛的学生的反感。他们尝试戏剧的热情容不得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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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魏建功读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载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后，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敢盲从》，也发表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文章对爱罗先珂在评价学生演剧的某些批评和观念提出反批评，特别对爱氏所云“竭力学优伶”“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等，表示不能苟同，而且指出爱氏并没有认真看过整出戏，就发议论不能接受，此外并无放肆的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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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既然是文艺批评，难免有思想和见识的交锋，这很正常，但鲁迅却拍案而起，在1月17日《晨报副刊》以一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斥魏建功”（鲁迅日记）。该文“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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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位1901年出生的年轻学生魏建功的文艺批评，比魏建功大20岁的已是社会名流又是大学老师的鲁迅，用如此极端的言语攻击晚辈，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莫名，便是今天来看，也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须知，被鲁迅吐了一脸唾沫的并无劣迹的年轻学生魏建功，1980年卒，江苏如皋人，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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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的《晨报副刊》上，还载有周作人的一篇《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的吐唾沫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有正人君子之风，善意地规劝，颇具亲和力。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先珂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人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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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的20日，鲁迅日记载：“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省三者，就是因带头反对北大收讲义费，对蔡校长不恭，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冯省三。该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鲁迅认为蔡元培抓住小事大做文章未免不公，愤然写了《即小见大》支持了冯省三。后来冯成了八道湾的常客，鲁迅的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这个名字。魏建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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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语焉不详，不知究竟谁做的东，但周氏兄弟为爱罗先珂抱打不平，爱罗先珂以示答谢，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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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都面对一群年轻人的隔膜，悲哀自然难免，但把无知、偏激、轻狂的年轻人也当成敌人，未免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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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悲哀，诗人离开了北京，继续去各地漂泊，到了巴黎。周作人在是年4月21日《晨报副刊》上以《再送爱罗先珂君》为其送行。一年后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又写蛤蟆在雨后的院中出现的情景。关于周作人家的蛤蟆，还有一段小插曲。钱玄同与周作人交好，一日到周宅做客，酒后留言苦雨斋。是夜入室的蛤蟆弄醒钱玄同，胆小的钱竟害怕得高呼救命。周作人见状，写诗取笑曰“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自此始，钱玄同又多了一个“蛤蟆”的绰号，博文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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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曾把爱罗先珂引到周家的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从巴黎屡有来信，他穷困潦倒，连三四十个法郎都没有。信中还说，爱罗先珂曾托周作人向北京大学求援，不知办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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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告诉周作人，“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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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证明周氏兄弟也曾伸出援手接济过他们视为友人的盲诗人。那时住在八道湾大宅院的周氏兄弟，是有能力帮助爱罗先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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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周氏兄弟的文章中看，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大院里，与周氏兄弟关系一直融洽，那为什么爱罗先珂遇到困难时，不向周氏兄弟求援，甚至分手后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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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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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讲过，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关系并不密切。郭沫若、郁达夫少年气盛，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胡适对他们二位在新诗、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当然也曾好心地指出其某些不足，比如曾批评过他们的翻译有待提高。郭、郁二人对此扞格不入。郭沫若著文反击，郁达夫写小说《采石矶》，以清代诗人黄仲则暗喻胡适。192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郭、郁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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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爱朋友，爱人以德、以才，有所谓“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之风度。他的一生十分看重自己的清名，从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凸显了胡适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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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社会上曾疯传（有些人后来竟写成文章）说，胡适恪守文人道德，牺牲个人幸福，为遵母命，也为一个无辜成为他妻子的村姑江冬秀，不离不弃地与其相守。陈独秀劝胡适离婚，他不听。气得陈独秀大动肝火，拍了桌子，大骂胡适。胡适忙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谣言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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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子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1921年9月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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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大度真诚打动，三天后，郭沫若复信胡适说，“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郁达夫同日也致信胡适，表示胡适“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你若能诚恳地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表示愿意与胡适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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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郭沫若、郁达夫对胡适的怨隙暂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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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郭沫若主动邀胡适吃饭。那天，席上很热闹，作陪的有创造社的田汉、成仿吾，还有诗人徐志摩。席间，郭沫若对胡适“劝酒甚殷勤”，二人杯酒言欢，胡适心情大悦，据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喝得不少，几乎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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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兴所致，胡适不知怎么就提及曾有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写评的打算，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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