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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羽太信子数落鲁迅“罪状”之时,周作人突然拿起狮状铜香炉向其兄头上砸去,幸在场有人接住,鲁迅才免遭血光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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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两个皆为人师表的早已闻名于世的学者,竟然“骂詈殴打”,恐怕难以让人置信。但可以肯定,这场冲突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所致。鉴于周氏兄弟对此至死讳莫如深,其真相也随之湮灭。人们只能靠推理猜测其间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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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没有被推上神坛之前,见证过“骂詈殴打”现场的张凤举,应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听到了羽太信子向他们“述”的鲁迅“罪状”。与鲁迅交好的郁达夫曾在他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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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她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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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援引张凤举的判断,周氏兄弟反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的误解”,二是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鲁迅和郁达夫解释了“两人的误解”缘由,是“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但对信子“有失敬之处”却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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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反目后,学界皆云,周作人和鲁迅一生都对此失和保持缄默。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真正对此三缄其口的是周作人,而鲁迅却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上面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鲁迅分明“有时候”还是对郁达夫说兄弟失和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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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被推上神坛之后,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再次引用了鲁迅与她的一段谈话,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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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日记,1923年1月至6月,鲁迅仅个人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就用去135.5元大洋,并无借债记录。许广平转述鲁迅之语,岂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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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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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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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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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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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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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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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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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王国维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紫禁城面见逊帝溥仪的,只不过胡适是应溥仪之邀,拜访一下他而已。而另一大学者王国维,则是在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的举荐下,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作为老师进宫为官、享五品俸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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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后期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区别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论,也不同于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的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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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17岁入杭州崇文书院。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使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刺激,始寻救国之道,后解除新学,倾慕西方文化。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习日语,后又在罗的资助下赴日留学,翌年患病归国,教学之余研读西方哲学逻辑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开始对中国戏曲史及词学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后,他携家眷随罗振玉再赴日本,居日五年间,研究古文字及古器物,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回上海后,为哈同编《学术丛刊》,后任明智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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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素与罗振玉交好,后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之女罗素纯为妻,王、罗两家结为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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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字舒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近代学者。1898年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又创办东文学社,从事教育事业。历任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农科等校监督。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之召,与王国维等入值南书房。罗振玉最为不耻的勾当,是助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又同溥仪一起经天津逃到东北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任伪监察院院长,当了汉奸。他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和器物。著有《殷虚书契前编》《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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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王蚀本欠了罗不少债。后内务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中字画,罗振玉知晓,以代卖为名从王手中取走字画,作为王所欠债务的抵押。此说并无根据。又有文章披露,王潜明曾与罗振玉在天津合开书店,后经营不善,王潜明欠下罗家不少债。1926年王潜明病死于上海,罗振玉将女儿罗素纯接回家中,并每年向王国维索两千大洋生活费。此说被郭沫若之《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推翻,系无稽之谈。事实是,王潜明在沪病故后,王国维即去上海,整理其遗物时,见尚有遗款数千,王国维悉数寄往天津罗宅,为儿媳罗素纯所有。在信中还说:“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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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是“同好相留”的君子之交。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是罗的人格堕落所致。所谓罗、王曾交恶,罗逼王还债,造成王为此而自沉于昆明湖,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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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金文考古等诸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把西方美学观引进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采用逻辑的论辩方式,站在哲学和美学高度对《红楼梦》的伦理精神和审美价值做出总体评价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并未予以热情关注。此外,王国维又挑战正统文学观,学术思想较为激进,他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呼唤人性的觉醒。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梁启超称之“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顾颉刚说“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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