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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羽太信子数落鲁迅“罪状”之时，周作人突然拿起狮状铜香炉向其兄头上砸去，幸在场有人接住，鲁迅才免遭血光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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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两个皆为人师表的早已闻名于世的学者，竟然“骂詈殴打”，恐怕难以让人置信。但可以肯定，这场冲突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所致。鉴于周氏兄弟对此至死讳莫如深，其真相也随之湮灭。人们只能靠推理猜测其间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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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没有被推上神坛之前，见证过“骂詈殴打”现场的张凤举，应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听到了羽太信子向他们“述”的鲁迅“罪状”。与鲁迅交好的郁达夫曾在他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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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她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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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援引张凤举的判断，周氏兄弟反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的误解”，二是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鲁迅和郁达夫解释了“两人的误解”缘由，是“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但对信子“有失敬之处”却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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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反目后，学界皆云，周作人和鲁迅一生都对此失和保持缄默。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真正对此三缄其口的是周作人，而鲁迅却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上面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鲁迅分明“有时候”还是对郁达夫说兄弟失和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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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被推上神坛之后，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再次引用了鲁迅与她的一段谈话，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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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日记，1923年1月至6月，鲁迅仅个人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就用去135.5元大洋，并无借债记录。许广平转述鲁迅之语，岂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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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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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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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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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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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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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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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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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王国维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紫禁城面见逊帝溥仪的，只不过胡适是应溥仪之邀，拜访一下他而已。而另一大学者王国维，则是在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的举荐下，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作为老师进宫为官、享五品俸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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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后期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区别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论，也不同于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的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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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17岁入杭州崇文书院。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使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刺激，始寻救国之道，后解除新学，倾慕西方文化。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习日语，后又在罗的资助下赴日留学，翌年患病归国，教学之余研读西方哲学逻辑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开始对中国戏曲史及词学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后，他携家眷随罗振玉再赴日本，居日五年间，研究古文字及古器物，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回上海后，为哈同编《学术丛刊》，后任明智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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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素与罗振玉交好，后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之女罗素纯为妻，王、罗两家结为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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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字舒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近代学者。1898年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又创办东文学社，从事教育事业。历任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农科等校监督。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之召，与王国维等入值南书房。罗振玉最为不耻的勾当，是助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又同溥仪一起经天津逃到东北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任伪监察院院长，当了汉奸。他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和器物。著有《殷虚书契前编》《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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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王蚀本欠了罗不少债。后内务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中字画，罗振玉知晓，以代卖为名从王手中取走字画，作为王所欠债务的抵押。此说并无根据。又有文章披露，王潜明曾与罗振玉在天津合开书店，后经营不善，王潜明欠下罗家不少债。1926年王潜明病死于上海，罗振玉将女儿罗素纯接回家中，并每年向王国维索两千大洋生活费。此说被郭沫若之《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推翻，系无稽之谈。事实是，王潜明在沪病故后，王国维即去上海，整理其遗物时，见尚有遗款数千，王国维悉数寄往天津罗宅，为儿媳罗素纯所有。在信中还说：“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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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是“同好相留”的君子之交。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是罗的人格堕落所致。所谓罗、王曾交恶，罗逼王还债，造成王为此而自沉于昆明湖，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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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金文考古等诸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把西方美学观引进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采用逻辑的论辩方式，站在哲学和美学高度对《红楼梦》的伦理精神和审美价值做出总体评价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并未予以热情关注。此外，王国维又挑战正统文学观，学术思想较为激进，他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呼唤人性的觉醒。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梁启超称之“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顾颉刚说“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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