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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中国新学术的开创者”(周传儒语)王国维,得到已跃上文化坫坛盟主的胡适重视。胡适在其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得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包括钱玄同、顾颉刚等)。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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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尽管将王国维清楚地归入“旧氏学者”,但充分肯定他认真研究过西方哲学、美学,并且第一个用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当然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王国维仍未跳出中国旧学窠臼。因此,胡适在对王国维深为钦仰和赞赏的同时,对其学术研究上的错误与缺陷不忘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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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23年2月10日,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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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一曲谱》等,都是短处。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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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后来,在《水经注》问题上,胡适也不客气地批评了其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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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研究胡适与王国维的关系,不难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视胡适为学术上可以讨论切磋的同道,又有些权威的味道。王国维曾经常向胡适请教。比如,他曾求教胡适:《薛家将》里薛丁山杀父,樊梨花也杀父,其间“有没有特别意义”?及戴东原(震)的哲学“及身而学”、西洋的文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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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王国维向他请教,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胡适认为,此事不必太过悲观,“西洋人今日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他深信西洋文明自身有调整与制约能力。胡适告诉王国维:“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着西洋人向这条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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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日记中,还记述了胡适与王国维讨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问题,颇为新鲜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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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问: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为拍一部电影,动辄费金几百万美元,用地也千余亩,这种奢靡的做法有何道理?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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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答:美国拍一部电影,耗去这么多资本、人力、物力、时间,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花去几个月的精力、时间、工夫,翻寻无数典籍一样,“同是一种做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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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胡适的回答,深以为然。对胡适显露出的一种精神文化指导者的深谋远虑与师表气象,深为折服。当时,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家,在学术学料上研究成绩有不少超过胡适的,但在精神资源的利用与发挥上无人能与胡适比肩,在思想精神领域的指导与指引,把握一个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趋向,以及好为人师、善为人师、学人仰之弥高而心悦诚服一点上看,胡适的领袖盟主地位更是无可争辩的了(胡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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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记载: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将改为大学,曹云祥校长特请胡适为清华大学设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制蓝图。胡适应允后,参照中国两宋书院和英美大学院的建制来了个中西合璧。遂定学制规模,设专题科目,选专家导师、购置图书等,后将规划草案交曹云祥参考。曹当即恳请胡适担当该院的研究导师,胡适忙推辞,对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随后便建议曹“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并力荐王国维担任院长一职。后来,胡适又推荐刚回国的陈寅恪、赵元任入清华研究院。1925年,王国维与北京大学不欢而散后,到清华大学任教,就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三泰斗,名噪学界。王国维培养和影响下的弟子门生,如桃李遍及中国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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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1927年初,康有为客死青岛不久,冯玉祥之国民军开驻河南郑州,阎锡山晋绥军易帜后,与张作霖奉军交战,河北一带草木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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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各种消息纷纷传播掩盖了往日琅琅书声。此刻的王国维貌似平静如水,仍如平日“雍容”“淡雅”地与人相处,但面对动乱时局他“内向苦闷,无人可商可告,独自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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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罗振玉携家眷买舟东渡日本,梁启超也以养病为由躲进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在京与王国维往来的人就更少了,独与研究院主任吴宓多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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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陕西泾阳人,留美时,与汤用彤、陈寅恪因学问超群被称为“哈佛三杰”,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那年,正是他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去请王国维的。进到王家,身为主任的吴宓竟恭敬地给王国维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被他的诚意感动。王国维到校就任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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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晨,王国维找到吴宓,说有事外出,须借用大洋五元。拿到钱后,王国维即出校门,在校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西向颐和园而去。直到下午,其家人遍寻不得,找到吴宓时,吴只知其借钱而不知所去。吴急忙找人四处寻觅,从一车夫处得知,他早晨曾拉一位长衫长者去颐和园,众人赶忙急去颐和园,细心寻找仍未找到,幸在长廊处找到一管理员,告曰:一长者在排云殿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后也不知所踪。众人到轩字走廊,只见烟蒂一地,却不见了人影,众人又雇船下水寻找,果然在附近水域发现了王国维的尸体。众人见状,大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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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王国维投湖自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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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死后,家人发现了他投湖前一日写下的遗书。是留给儿子王贞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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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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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中的陈、吴,系指好友陈寅恪、吴宓。后读此遗书,对其死因有种种揣忖和不同解释。至今宿草经荒,墓木成拱,众人猜测或推论,各持一隅。八十七年过后,王国维的死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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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好友去世后,写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事件、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事件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此论虽有些超然,但又最为接近真相,两位大师陈之于王,风谊平生师友间,彼此都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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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以挽联高度评价了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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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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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郭沫若在其《历史人物》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影响会永垂不朽”,又说王国维的全集与《鲁迅全集》,“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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