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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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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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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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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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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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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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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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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王国维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紫禁城面见逊帝溥仪的，只不过胡适是应溥仪之邀，拜访一下他而已。而另一大学者王国维，则是在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的举荐下，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作为老师进宫为官、享五品俸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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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后期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区别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论，也不同于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的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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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17岁入杭州崇文书院。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使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刺激，始寻救国之道，后解除新学，倾慕西方文化。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习日语，后又在罗的资助下赴日留学，翌年患病归国，教学之余研读西方哲学逻辑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开始对中国戏曲史及词学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后，他携家眷随罗振玉再赴日本，居日五年间，研究古文字及古器物，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回上海后，为哈同编《学术丛刊》，后任明智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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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素与罗振玉交好，后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之女罗素纯为妻，王、罗两家结为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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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字舒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近代学者。1898年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又创办东文学社，从事教育事业。历任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农科等校监督。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之召，与王国维等入值南书房。罗振玉最为不耻的勾当，是助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又同溥仪一起经天津逃到东北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任伪监察院院长，当了汉奸。他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和器物。著有《殷虚书契前编》《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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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王蚀本欠了罗不少债。后内务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中字画，罗振玉知晓，以代卖为名从王手中取走字画，作为王所欠债务的抵押。此说并无根据。又有文章披露，王潜明曾与罗振玉在天津合开书店，后经营不善，王潜明欠下罗家不少债。1926年王潜明病死于上海，罗振玉将女儿罗素纯接回家中，并每年向王国维索两千大洋生活费。此说被郭沫若之《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推翻，系无稽之谈。事实是，王潜明在沪病故后，王国维即去上海，整理其遗物时，见尚有遗款数千，王国维悉数寄往天津罗宅，为儿媳罗素纯所有。在信中还说：“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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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是“同好相留”的君子之交。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是罗的人格堕落所致。所谓罗、王曾交恶，罗逼王还债，造成王为此而自沉于昆明湖，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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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金文考古等诸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把西方美学观引进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采用逻辑的论辩方式，站在哲学和美学高度对《红楼梦》的伦理精神和审美价值做出总体评价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并未予以热情关注。此外，王国维又挑战正统文学观，学术思想较为激进，他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呼唤人性的觉醒。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梁启超称之“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顾颉刚说“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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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中国新学术的开创者”（周传儒语）王国维，得到已跃上文化坫坛盟主的胡适重视。胡适在其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得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包括钱玄同、顾颉刚等）。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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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尽管将王国维清楚地归入“旧氏学者”，但充分肯定他认真研究过西方哲学、美学，并且第一个用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当然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王国维仍未跳出中国旧学窠臼。因此，胡适在对王国维深为钦仰和赞赏的同时，对其学术研究上的错误与缺陷不忘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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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23年2月10日，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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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一曲谱》等，都是短处。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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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后来，在《水经注》问题上，胡适也不客气地批评了其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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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研究胡适与王国维的关系，不难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视胡适为学术上可以讨论切磋的同道，又有些权威的味道。王国维曾经常向胡适请教。比如，他曾求教胡适：《薛家将》里薛丁山杀父，樊梨花也杀父，其间“有没有特别意义”？及戴东原（震）的哲学“及身而学”、西洋的文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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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王国维向他请教，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胡适认为，此事不必太过悲观，“西洋人今日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他深信西洋文明自身有调整与制约能力。胡适告诉王国维：“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着西洋人向这条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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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日记中，还记述了胡适与王国维讨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问题，颇为新鲜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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