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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少年来，孤军奋战，充满矛盾的王国维一直受到冷落。因为，我们不能透彻地理解他的学问和大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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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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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1924），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并……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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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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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一大，在1924年1月20日上午召开。当略显憔悴却仍然神采飞扬的孙中山走上大会主席台时，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响起，不少代表包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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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共开十天，其中为列宁的逝世休会了三天，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鲍罗廷热烈拥抱，场面极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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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鲍罗廷带领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在三个月前抵达广州。那时孙中山正陷入军事和经济双重危机，鲍罗廷带来的二百万卢布援助让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兼顾筹备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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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信任和任命，引起了党内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的极右派的反对。其中广东省党部有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在去年底就联名秘密上书孙中山，揭发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共产党人派遣入国民党内，用不了五年，陈独秀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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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愤慨地在告密信上批示道：“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廷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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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党内的保守派，孙中山给予了严厉的回击。他叫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当面训斥道，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并在一大召开前，将国民党元老张继开除出党，令全党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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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第一届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十七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的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沈定一等共占十位，其中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长。谭平山还和廖仲恺、戴季陶成为三个常务委员，责任党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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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也没忘记在海外客居的蔡元培，由他亲自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交大会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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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中山的谋略和智慧，他应该知道，苏俄派鲍罗廷到中国来支持他，其背后是有所图的，苏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一个便是想扶植蒙古政权成为自己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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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大地升腾起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北方依然是军阀的王道乐土。被“五四”涤荡过的旧文化，全方位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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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英专全体教职员宣言中，给学生加上“纲常绝灭，礼义沦亡”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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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东大教授柳翼谋，发表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讲演，鼓吹“三纲五常”，梁启超写文章为之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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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王士珍等二十八人，致函参议院，请当局“明令通国尊经，变通学制，除去师范大中小学校读经讲经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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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国学院，发表整理国学计划书，鼓吹“乐天主义”“成仁主义”，要以此“衡量现代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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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出策论题，杨贤江撰文批评后，该校校长曹慕管跳出来，攻击杨贤江“语无伦次，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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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上的“沉渣泛起”，陈独秀即奋起反击。1924年2月1日，他在《前锋》上写了著名的文章《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在驳斥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再次指出，梁启超等人“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并尖锐地批判梁启超等守旧派的言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是“要拉国人向幽谷走，其祸害远过吴佩孚、曹锟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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