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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诗歌真正被人重视，始自1924年5月写的《沙扬娜拉》，此诗以甜美忧愁的笔调咏唱爱情，与1928年11月创作的《再别康桥》相映生辉。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自费在中华书局出版。收入的是他1922年至1924年创作的诗歌。带着在国外曾被五四运动激发起的爱国热情，又怀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徐志摩，他的诗情是积极的，是与时代共脉搏的。《志摩的诗》不只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爱情的咏叹，还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改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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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0世纪20年代最为走红的诗人徐志摩，他的身边总会有一群年轻文人陪伴。在杭州，他的出现已使当地乃至全国炙手可热的诗人汪静之黯然无光。在杭州和常州名胜景区，总能见到徐志摩与文友郊游和饮宴。瞿秋白也会不时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这群年轻文人的聚会。瞿秋白与徐志摩相识，是因为瞿秋白的叔叔瞿菊农早已是徐志摩的挚友。瞿秋白与徐志摩的思想观念并不相同，是文学搭建的桥梁让他们友好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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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深秋西子湖畔，桂花盛开，暗香袭人。在杭州休养的胡适写信邀徐志摩到他客居的烟霞洞赏月。正穷追林徽因而与结发妻闹离婚的徐志摩从上海赶到杭州。赏月之后，他又拉胡适去自己家乡海宁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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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再返杭州后，友人请他在西子湖畔吃午饭，饭后诗友们热烈地讨论起斐德《诗论》。瞿秋白静静地倾听诸人的议论。他苍白病态的脸庞引起徐志摩的关注。他知道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艰苦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而瞿秋白也凝视这群小布尔乔亚，他们沉浸在充满虚幻的诗境里或迷醉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的伤感中而脱离现实的生活。他们把西湖美景当成残酷生活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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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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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泰戈尔访华而闹得火星四溅的1924年，也是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大兴“文字狱”颇为猖狂的岁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概括得很是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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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开书店印书卖书的老板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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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霖此信，透露出北洋政府已不声不响地暗里查禁了胡适的《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作为取缔新思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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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得到内部消息的钱玄同，在《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的《杂感》栏里，发表了三则《零碎事情》，第一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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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ㄐㄧㄣ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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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读之，当然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而明眼人一看就读出了其含义。钱玄同擅用曲笔，玩文字游戏。此则消息中暗藏四条谜语：“天风”者为胡适在《每周评论》《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天风堂集》暗指《胡适文存》。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努力周刊》发表文章时多署“只眼”之名。“只眼”又为“一目”，《一目斋文钞》暗指《独秀文存》。ㄐㄧㄣㄓ为老注音字母，即“禁止”之音。“妐”（zhong钟），据《康熙字典》注释为夫之父、夫之娣、夫之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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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英”，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执教的袁昌英女士。当时有些文名。她的丈夫杨端六是著名会计学家，时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发表过很多文章。袁昌英的丈夫即名为“端六”，那“端六”之兄，就是端午。绕了几个大弯，告诉读者那年端午，北洋政府查禁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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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消息与常春霖的信是一致的。刘半农是直截了当地署名夏，于6月17日和2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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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胡适勇敢地站出来抗争，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三天前他写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公开质疑并抗议北洋政府的禁书行径。当局不敢正面回应，但禁书却一直在秘密进行。后来连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也成了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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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动新文化运动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掌握了政权的军阀反动当局的镇压；一方面是尚未觉醒的民众实行的“愚民的专制”。同时还要面对双重痛苦：手无寸铁、没有权势的文化既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又遭愚民舆论的多数力量的限制自由。对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来说，这些不仅仅是现实的忧虑，也包含着对将来的隐忧。这两方面“都涉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特质的历史估价”（钱理群）。思想启蒙，首先要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舍此，何谈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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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谈虎集·重来》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启蒙对象不觉醒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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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又从6月25日《晨报副刊》上，见到胡适与钱玄同的通信，其中透露除了禁书之外，北洋政府还要“定期焚书”。周作人感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阴影再次渐渐逼近。一个月后，他写了《问星处的预言》一文，肯定自己的书“将被列入‘黑表’”。同时强调：“取缔思想”的不仅仅是当局“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泰）戈尔的情形就可知道，倘有实权在手，大约太（泰）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他还预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愦胡涂下去”。周作人认为启蒙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觉醒，“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再现”（《谈虎集·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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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一文里悲观地说，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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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沉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些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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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悲观的话，从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叱咤风云的骁将笔下流出，让我们看到周作人在反动政府的高压和“沉睡的人们”的坚壁前的孤独和无助。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文章里，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将投枪对准反动的军阀当局和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将悲悯的情怀给予饱受苦难的大众。周作人对启蒙对象不觉醒的清醒认识，让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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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和痛的反思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大学一位姓杨的教授爱恋其女弟子，写了一封示爱的书信，投送给这位女大学生。孰料该女大学生竟将求爱信公之于众。一时间北大校园乃至社会引起“公愤”，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给乏味的生活注入些生气。于是，有人“在便所里写启事”，有人“张贴黄榜，发檄文”，热热闹闹地把这一纯属私人之事渲染成社会丑闻，成为“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甚至一些文化人居然将正当、正常的求爱举动，“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士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弃之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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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由此记起两年前他与陈独秀等人关于《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那场激烈的争论，钱玄同在给自己的信中，也曾说《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的气概”。历史的重演，让他更觉得“社会制裁”的流弊的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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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无奈地环顾没有了“蔷薇色”的现实，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逃避现实享受人生的道路，慢慢地卸下五四时期披挂起来的战士的战袍和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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