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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逃避现实生活的同时，9月3日京师警察堂而皇之强硬地发出布告宣称：“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正是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首先一网打尽《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民报》《杭州报》等十几家报纸，不仅查封了浙江报刊，连上海设有杭州分馆的《申报》《新闻报》《商报》等也都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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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封报馆，反动军阀的丑行，成为这一年言论史上真实而残酷的一幕。但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却有《语丝》和《现代评论》两种不同风格的期刊从黑暗中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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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记载，“语丝社以1924年1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和撰稿者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川岛、冯文炳、许钦文、林语堂等人”。其实，《语丝》的主要成员并没有鲁迅。鲁迅只是撰稿人之一。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后，素无来往，由周作人担任写发刊词的《语丝》，怎么会有鲁迅参与其事？查鲁迅的书信、日记，也没有鲁迅加入语丝社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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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社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有明确的、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周作人为《语丝》撰写的发刊词，已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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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恳……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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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主要成员林语堂又补充说：“所以我们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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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的发刊词充满了周作人的个人色彩。在《语丝》上他写了大量文章，甚或说《语丝》是他的舆论阵地，这年年底周作人与胡适的论战，有分量的文章尽在《语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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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语丝》的成员是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为班底的话，1924年12月2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其主要撰稿人则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如胡适、高一涵、陈源、王世杰等人。《现代评论》最早是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其创刊号的启事极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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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合；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语丝》《现代评论》是在北洋政府绞杀言论自由的恐怖中诞生的。两刊的发刊词，都有《新青年》余韵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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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其《文坛五十年》一书中，将《语丝》和《现代评论》做了比较，他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唐弢们在追述这段历史时故意贬低《现代评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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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学史家多年的追根溯源之后，曹聚仁的意见更接近真实。《语丝》《现代评论》聚集了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又有所交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两条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他们个人之间，并无什么利害冲突，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比如胡适与林语堂，他们之间是有君子之交。林语堂在清华学校教书期间，得到享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四十美元奖学金无法支撑他与妻子廖翠凤在美的生活。胡适爱才心切，与林语堂达成一君子协定，若林语堂留美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北大每月资助其四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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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美留学时，妻子再次住医院做手术，无法支付高额费用，便打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以北大名义给林语堂汇去两千元，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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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立刻到北大见胡适。因胡适在杭州养病，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深表谢意，说若不是北大每月资助，学业难成，若不是北大雪中送炭，妻子病危矣。蒋梦麟乍听，感到莫名，经追问，方知有胡适给他寄钱之事。蒋梦麟如实相告，钱都是胡适个人出的，北大未掏一分。待胡适由杭州返校，林语堂忙去向胡适致谢，将钱奉还，按原来的约定，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林语堂后来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心中四十多年”，“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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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逝世后，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胡适博士》中，将此事公之于世，并强调说，胡适从来未提起过自己掏腰包资助他的事。林语堂感慨地说：“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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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得到胡适无私经济援助的，不仅仅有林语堂。江泽涵、罗尔纲、沈从文、吴健雄、吴晗，特别是汪静之，都得到过胡适的经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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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23日，汪静之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既无钱买书，又有人讨债，既工作之不暇，又有鼻病之无医药费，贫病交逼，奈之何哉……世间不许穷人住，如何是好？向来承先生培植，感激莫名，愿你再借助数十元，济我紧急的正用。如果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胡适收到信后，即寄钱给汪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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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26年，赴法国留学六年的许德珩（1949年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要回国，苦无盘缠，只好向母校北京大学求助。胡适设法代筹寄去，许德珩方暂纾困厄，得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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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报界达人邵飘萍，继续坚守他独立创办的《京报》，写了近百篇宏文，纵论时政，批评时弊，贬斥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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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一年12月，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强势问世，成为批判黑暗社会的一个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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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现代评论》《京报》《京报副刊》代表文学界、言论界进步知识分子的多元声音，在军阀用枪杆子维护自己王道乐土的年头，知识分子用笔戳破黑暗的天幕，投给苦难民族微弱的自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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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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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0月9日，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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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清光绪时举人，曾执教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他不懂外语，却依据他人口译，用漂亮的桐城文体，译述了欧美文学作品凡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最为有名，风靡一时，对文学界影响甚大。他先倾向变法维新，后渐渐保守，辛亥革命爆发，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小说攻击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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