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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立刻召集最后御前会议，决定遣散太监宫女，自己携后妃移居溥仪生父载沣的醇王府。随后冯玉祥派吴稚晖等组织“保管委员会”，全面接收皇宫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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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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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钟麟）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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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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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要的东西分乘五辆汽车迁出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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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全面接收皇宫之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胡适在当晚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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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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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二）清故宫物应由民国正式接受，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赡养之资——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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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封信在9日的《晨报》发表后，反响很大，一时中外媒体竟相刊载。庄士敦极为赞赏胡适的观点，给胡适回信道：“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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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时报》赞成胡适的意见，也称冯玉祥的行为是“中华民国史上令人厌嫌的一页”。《华北先驱报》刊登唐绍仪（曾参加当年皇帝退位和草拟条例的谈判）的访谈录。唐氏说：“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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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周围的朋友和北大同事，几乎没有人支持胡适。连他的好朋友周作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他。于是有了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周作人当即致信胡适，“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驱逐清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周作人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是上了他们的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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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信给周作人表示，他与周作人等朋友别无其他异议，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采取绅士的行为，还是采取强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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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周争论之时，北大的李书华、李宗侗也明确表态，反对胡适的观点。他们联名写信给胡适说：“你的学问、文章及思想，我们素来很钦佩的，但是你对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清室帝号与中华民国招牌取舍的大是大非，而不在手段强暴、欺人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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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日本的《顺天时报》也浑水摸鱼地散布“中国‘民心’反对废清帝号”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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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派军阀内部政治妥协与实力较量，1924年11月22日、23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进入北京，黄郛摄政内阁随之瓦解。段祺瑞当上北京政府的总执政，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段氏曾认为冯玉祥驱溥仪之举很“有些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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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的争论，也渐渐偃旗息鼓。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胡适致函摄政内阁王正廷并为此与周作人发生争论的是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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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注意到，胡适既不是民国官吏，也不是“与清室有关系”的人。他只是代表个人对发生的事情说话。这里有局外人的言论公道层面的价值，即为局外人，他的言论才有可能不持成见，避免偏狭，才有可能让社会听取和思考的必要。而这也正是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应具备的先驱的素质和文化姿态。事实是，那时的“民国”是不容忍持不同政见者言论自由的；一群看不惯异己者说心里话、说真话、说理性话的文人，在文化上是有缺陷的。二者合起来成为言论自由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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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是年的3月27日，又进宫见过一次溥仪，可惜各方面的材料均不载其详情。我们只能在庄士敦著的《紫禁城的黄昏》里，看到这样几句：“两年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又被召进紫禁城同皇帝见面，为时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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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罗振玉、杨宗羲、袁励，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王国维是随溥仪一起离开宫闱的，他对冯玉祥的举措，只能选择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以示抗议。若不是家人多有防范，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的悲剧会提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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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32岁的胡适即赶到后海德胜桥的北府（醇王府）去看望了19岁的落魄而寂寞的朋友溥仪，以表示慰问，并力劝溥仪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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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后，由罗振玉与日使馆书记官池部政次暗中安排，在日本人保护下，溥仪于翌年2月23日秘密逃入天津，25日住进张园。日本使馆即派员通知中国外交部，段祺瑞知而不防，难辞其咎。2月26日，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致电段祺瑞，要求北京临时政府向日使馆交涉，以引渡溥仪，对其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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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8日，《语丝》第四期发表了周作人《致溥仪君书》。信中说，“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以劝勉溥仪自重，莫投靠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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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引起了刘半农的共鸣，从巴黎致信表示支持。此信以《巴黎通信》为题于1925年3月30日在《语丝》第二十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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