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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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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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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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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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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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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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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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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入京，北京大学负责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工作，比北京政府出动的卫队多。北大学生戎装整齐，军帽上镶“北大”校徽。肩上扛教练枪，在猎猎军旗下，个个英姿雄发。这支数以百计的学生军由北大教官白雄远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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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下车后，见学生军威风凛凛地举枪向他致敬，高呼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尽管病体难支，还是在发表书面谈话后，兴奋地对汪精卫说，北大的学生军，真是一支威武之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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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临时下榻顾维钧宅第铁狮子胡同，离北大不远，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孙先生怕耽误学生的学业，才说服北大校长蒋梦麟，撤离了学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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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北大的李大钊也正四处奔波，夜以继日地起草文件。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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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胡适是有情绪的。1924年8月1日，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刊载了孙中山的《民教主义》。但同一版的右上角《响影录》专栏，同时刊登一篇《少谈主义》的短文。孙中山见此，勃然大怒，批道：“编者与记者之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故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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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胡适，岂能容忍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反动军阀限制言论自由进行抗争之时，竟然见到因编发一篇文章而将“记者革出”的反潮流之举？胡适与孙中山的关系复杂，胡适既热情赞扬过孙中山，也严肃地批评过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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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扶病入京后，胡适摒弃前嫌，多次拜望过病中的孙中山，还主动为他延请了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延长了伟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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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进京同时，执政后的段祺瑞拒绝了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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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段祺瑞与安徽省长许世英分别致电胡适，特邀他参加“善后会议”。胡适知道，“善后会议”的代表大都是各省官吏以及少数各界“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胡适决定“试他一试”，他在复信给家乡的父母官许世英时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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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英见函，大喜过望，即刻回电给胡适：“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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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变”后的黄郛“摄政内阁”，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风波尚未平息，旋又自愿参加“善后会议”，胡适无疑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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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信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顿时聚集胡适身上。胡适的好朋友邵飘萍，将他任主笔的《京报》收到的两篇批评胡适的文章选寄给了他，意在胡适从容应对，也示对其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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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篇《敬告胡适之先生》署名袁伯谐。此文开宗明义，对“善后会议”表示“吾人虽欲乐观其成，恐亦不可幸得矣”。文章指出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如同对牛弹琴，不会有收获，最后自讨没趣，“免不了懊丧，免不了出会，免不了‘不合作’，是在胡先生自身而言，亦不经济矣”。最后规劝胡适：“与其无把握的而‘图终’，反不如有把握的而‘慎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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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题为“致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作者是胡适熟悉的，即在《努力》周刊上与他讨论“好人政府”的董秋芳。比起袁伯谐文的善意，董秋芳文则明显带有冷嘲热讽。文章说，对军阀政客的分赃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的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这种关系中国民众利害的分赃会议，实在不值一试……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啊！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头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以为先生痛恶恶势力之为祸中国，其程序和我们并无丝毫之差，始终承认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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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上述二信，未置一词。而在答复邵飘萍的信中却作了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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