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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时报》赞成胡适的意见，也称冯玉祥的行为是“中华民国史上令人厌嫌的一页”。《华北先驱报》刊登唐绍仪（曾参加当年皇帝退位和草拟条例的谈判）的访谈录。唐氏说：“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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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周围的朋友和北大同事，几乎没有人支持胡适。连他的好朋友周作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他。于是有了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周作人当即致信胡适，“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驱逐清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周作人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是上了他们的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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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信给周作人表示，他与周作人等朋友别无其他异议，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采取绅士的行为，还是采取强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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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周争论之时，北大的李书华、李宗侗也明确表态，反对胡适的观点。他们联名写信给胡适说：“你的学问、文章及思想，我们素来很钦佩的，但是你对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清室帝号与中华民国招牌取舍的大是大非，而不在手段强暴、欺人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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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日本的《顺天时报》也浑水摸鱼地散布“中国‘民心’反对废清帝号”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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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派军阀内部政治妥协与实力较量，1924年11月22日、23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进入北京，黄郛摄政内阁随之瓦解。段祺瑞当上北京政府的总执政，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段氏曾认为冯玉祥驱溥仪之举很“有些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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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的争论，也渐渐偃旗息鼓。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胡适致函摄政内阁王正廷并为此与周作人发生争论的是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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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注意到，胡适既不是民国官吏，也不是“与清室有关系”的人。他只是代表个人对发生的事情说话。这里有局外人的言论公道层面的价值，即为局外人，他的言论才有可能不持成见，避免偏狭，才有可能让社会听取和思考的必要。而这也正是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应具备的先驱的素质和文化姿态。事实是，那时的“民国”是不容忍持不同政见者言论自由的；一群看不惯异己者说心里话、说真话、说理性话的文人，在文化上是有缺陷的。二者合起来成为言论自由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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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是年的3月27日，又进宫见过一次溥仪，可惜各方面的材料均不载其详情。我们只能在庄士敦著的《紫禁城的黄昏》里，看到这样几句：“两年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又被召进紫禁城同皇帝见面，为时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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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罗振玉、杨宗羲、袁励，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王国维是随溥仪一起离开宫闱的，他对冯玉祥的举措，只能选择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以示抗议。若不是家人多有防范，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的悲剧会提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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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32岁的胡适即赶到后海德胜桥的北府（醇王府）去看望了19岁的落魄而寂寞的朋友溥仪，以表示慰问，并力劝溥仪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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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后，由罗振玉与日使馆书记官池部政次暗中安排，在日本人保护下，溥仪于翌年2月23日秘密逃入天津，25日住进张园。日本使馆即派员通知中国外交部，段祺瑞知而不防，难辞其咎。2月26日，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致电段祺瑞，要求北京临时政府向日使馆交涉，以引渡溥仪，对其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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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8日，《语丝》第四期发表了周作人《致溥仪君书》。信中说，“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以劝勉溥仪自重，莫投靠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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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引起了刘半农的共鸣，从巴黎致信表示支持。此信以《巴黎通信》为题于1925年3月30日在《语丝》第二十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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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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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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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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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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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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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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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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