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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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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入京，北京大学负责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工作，比北京政府出动的卫队多。北大学生戎装整齐，军帽上镶“北大”校徽。肩上扛教练枪，在猎猎军旗下，个个英姿雄发。这支数以百计的学生军由北大教官白雄远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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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下车后，见学生军威风凛凛地举枪向他致敬，高呼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尽管病体难支，还是在发表书面谈话后，兴奋地对汪精卫说，北大的学生军，真是一支威武之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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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临时下榻顾维钧宅第铁狮子胡同，离北大不远，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孙先生怕耽误学生的学业，才说服北大校长蒋梦麟，撤离了学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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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北大的李大钊也正四处奔波，夜以继日地起草文件。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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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胡适是有情绪的。1924年8月1日，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刊载了孙中山的《民教主义》。但同一版的右上角《响影录》专栏，同时刊登一篇《少谈主义》的短文。孙中山见此，勃然大怒，批道：“编者与记者之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故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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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胡适，岂能容忍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反动军阀限制言论自由进行抗争之时，竟然见到因编发一篇文章而将“记者革出”的反潮流之举？胡适与孙中山的关系复杂，胡适既热情赞扬过孙中山，也严肃地批评过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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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扶病入京后，胡适摒弃前嫌，多次拜望过病中的孙中山，还主动为他延请了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延长了伟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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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进京同时，执政后的段祺瑞拒绝了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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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段祺瑞与安徽省长许世英分别致电胡适，特邀他参加“善后会议”。胡适知道，“善后会议”的代表大都是各省官吏以及少数各界“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胡适决定“试他一试”，他在复信给家乡的父母官许世英时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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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英见函，大喜过望，即刻回电给胡适：“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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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变”后的黄郛“摄政内阁”，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风波尚未平息，旋又自愿参加“善后会议”，胡适无疑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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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信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顿时聚集胡适身上。胡适的好朋友邵飘萍，将他任主笔的《京报》收到的两篇批评胡适的文章选寄给了他，意在胡适从容应对，也示对其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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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篇《敬告胡适之先生》署名袁伯谐。此文开宗明义，对“善后会议”表示“吾人虽欲乐观其成，恐亦不可幸得矣”。文章指出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如同对牛弹琴，不会有收获，最后自讨没趣，“免不了懊丧，免不了出会，免不了‘不合作’，是在胡先生自身而言，亦不经济矣”。最后规劝胡适：“与其无把握的而‘图终’，反不如有把握的而‘慎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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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题为“致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作者是胡适熟悉的，即在《努力》周刊上与他讨论“好人政府”的董秋芳。比起袁伯谐文的善意，董秋芳文则明显带有冷嘲热讽。文章说，对军阀政客的分赃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的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这种关系中国民众利害的分赃会议，实在不值一试……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啊！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头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以为先生痛恶恶势力之为祸中国，其程序和我们并无丝毫之差，始终承认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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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上述二信，未置一词。而在答复邵飘萍的信中却作了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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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说乱跑，万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我不算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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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胡适收到了老友汤尔和的一封信，说现在到京参加“善后会议”的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浮俗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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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尔和代表许多知识分子向他进言忠告，正如胡适自己在日记中所说：“此信全是爱惜羽毛之意。”并说，此次参会，与自己素来主张接近；不愿学时髦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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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支持胡适出席“善后会议”，但都劝他参加时谨慎为要。如陶行知、任叔永、汪孟邹等。其中汪孟邹致胡适的信，最有代表性：“此事关系吾兄前途的确极为重大。他们恐属有意的利用吾兄，切勿无意的受他们利用。出席之日，务望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千万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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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孟邹说，随此信尚附有陈独秀的一封信，可惜至今尚未证明确有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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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于是年2月1日，大雪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新华门内的中南海召开。开幕式在囚禁光绪帝的瀛台对面的一个大殿里举行。赵尔巽任主席，段祺瑞、龚心湛分别代表执政府和内阁致颂词。与会者八十六人，梁启超等人拒绝到会，比原定出席人数少了一半，不足法定人数，故正式会议推迟到10日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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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认真为会议准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提案，与孙中山的国民党正在筹备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遥相呼应。但会上未予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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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冯玉祥、孙岳等在河南又开战，江浙局面也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善后会议”并无调解的威权。失望的胡适于2月24日，起草了给赵尔巽的一封信，与会议代表马君武联名具签，信中说：“若本会议不能作局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表示“我们只好不出席了”。3月4日，胡适直接给段祺瑞致函，声明辞去善后会议会员身份。3月6日，《晨报》登出此消息，胡适参会风波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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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参会期间，国民党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通知胡适，该会已推选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和参加“善后会议”一样，大凡以和平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会议，他都不妨咬牙跳进去，为国家、民生大局尽一点儿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但那时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与行为思维，常常把这样的人视为另类和异己加以无情挞伐。胡适便是其中最不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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