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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直面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血腥，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申张公理的《公理日报》，揭露、声讨日本人和英国人枪杀无辜中国公民的罪恶。读者争相购阅，日发行量达两万份，直到出版了二十二期，方宣布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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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1916年从北大预科毕业后，因家境窘迫，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段时间，茅盾还在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学、上海大学任教，学生中有蒋冰之（丁玲）。其间，他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于1923年春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与茅盾同室工作。1922年叶圣陶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隔膜》，是继郁达夫《沉沦》之后，全国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郑振铎是文学史家，与茅盾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为该会期刊《小说月刊》主编，也与茅盾、叶圣陶同事。他们在五卅运动中集体出手，怒斥帝国主义强盗暴行，讴歌爱国主义斗争，自己也经受了斗争洗礼，给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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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年轻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创办了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报纸《热血日报》，旗帜鲜明地向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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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的《民族日报》，也以犀利的笔墨刺向帝国主义，共坚持了16天，才鸣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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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由上海总工会创办的《上海总工会日报》横空出世，声讨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坚持到9月，被军阀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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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烈日炎炎的北京，邵飘萍在他创办的《京报》上，推出了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十二期，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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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黄浦江笼罩在闷热中，一向谨慎的《东方杂志》竟一反常态，出版了《五卅运动临时增刊》，里面有王云五写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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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租界里的帝国主义爪牙，自然如芒刺在背，正俟机反扑。于是在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东方杂志》之《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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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边厢，总巡捕房于9月11日起诉揭露他们罪行的人，北京那边厢，《京报》针锋相对，于9月20日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评论，向勇敢发行《五卅增刊》的商务印书馆表示敬意，并声援被总巡捕房控诉的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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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租界的会审公廨宣布判令王云生等罚款二百元，一年不得再发行这类书籍。有讽刺意味的是，洋人并未宣布罪状，也无审判依据，就草草收场。今天人们再回顾这一五卅运动的小插曲，于沉重中又添加了些许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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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者兼出版达人王云五说：“五四运动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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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是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所所长的，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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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革命浪潮，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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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五卅运动爆发后的那天，写了《并非闲话》（刊于6月1日《京报副刊》），还纠缠于“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与陈西滢较劲。6月5日在《莽原》上发表《我的“籍”和“系”》同样是与“流言”战斗。在包括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内由各国无党派劳动者组成的国际工人后援会，为五卅惨案发表《致中国国民宣言》十天后的6月11日和18日，鲁迅终于出手祭出了《忽然想到·十·十一》和7月8日的《补白·三》两篇檄文，表述了他对五卅惨案的立场，痛斥帝国主义以赤化为借口，屠杀爱国中国人的罪行，戳穿“公道与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同时，他又让人警惕破坏五卅运动的三样危机：“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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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自五卅运动爆发至鲁迅写此文，足足用半个月的时间，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之后，以如椽大笔写出了议论周匝、文字老辣的战斗文章，令舆论震动。特别是鲁迅提出的“三样”危机论，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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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也被杀害中国人的枪声惊醒。我们在1925年6月20日的《京报副刊》上，读到了他写的《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文章对“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十分愤慨。“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这证明周作人也已站到爱国运动之中。他始终没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而充满理性精神地提出切不可“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打倒一切外国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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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共同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中国作家们，在如何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统一起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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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郑振铎之间，关于“雪耻与御侮”的论争，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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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雪耻与御侮》等文，提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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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文学周刊》一八〇期，发表《杂谭》《答平伯君》等文，则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并批评俞平伯的“必先自雪其耻”，必将引起“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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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等人显然支持俞平伯“自雪其耻”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自己不悔改，也就决不能抵抗过别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倒帝国主义。”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一致，他引用当时一家报纸的社论：“民力论者，专重国民实力”，国家终亦将强。周氏兄弟失和，不影响他们站在同一战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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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俞平伯与郑振铎的争论是在政治层面，那么几个月前刘半农与钱玄同开展的“国粹”与“欧化”的争论，则是“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选择的深入和发展。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是在1925年3月因周作人之《致溥仪君书》引起。周作人再次在此文中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主张。身在巴黎的刘半农立即写信表示赞同，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于《语丝》1925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持不同意见，主张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要反抗，又要“排斥”“国故”。几年前，鲁迅曾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又据钱玄同回忆，在张勋复辟后一年，鲁迅在补树书屋对他说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文并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钱玄同回忆的详略，已无从考实，但基本符合那时鲁迅“反复古”的精神。那里“复古”的呼声与张勋复辟甚嚣尘上，帮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了“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类过激之论。如今钱刘之“国粹”与“欧化”之争，应视为是那时“复古”和“反复古”争论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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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反对“国粹”，重申他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钱玄同在《语丝》二十三期上写的《回语堂的信》中，进一步诠释了这一主张：“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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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虽无胜负，但对以后的争论，开了一个好头。到了1925年12月，周作人一篇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文章，抓住“语言”问题，反思新文学革命，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叫《国语文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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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周作人认为“古文与白话文”，“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要是文体的改变，在文字、语汇及方法上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新的语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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