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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的自辩，曾得到陈西滢等人的声援。与许广平的评价也互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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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历史尘埃，一个真实的杨荫榆愈来愈清晰。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年轻时她勇敢地挣脱了父母包办的荒唐婚姻，走上了一条留学、从事教育之路。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女高师毕业后，归国执教，次年北上，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兼讲习科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并得到同学的拥戴。当然受过西方教育的杨荫榆，没有冲破旧教育的窠臼，对女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多有干涉，1925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女师大后，南下苏州，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任东吴大学教授等职。1938年1月，日寇侵占苏州，杨荫榆多次到日本军官那里，责备日军奸淫抢掠，要求退还抢掠的财物，她还在自家隐藏年轻女子，免遭日军蹂躏。1月1日，日兵将杨荫榆哄到桥上，先击一枪，再推入河中，见其尚可游动，又补射几枪，直到河水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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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亲可敬的知识女性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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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风潮最早见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的日记：“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访，为女师大事也。”其实，1924年2月自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后，因管理严格就引起学生不满。11月，杨荫榆勒令三名思想激进的学生退学，更激发了学生的愤慨，女师大风潮由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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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召开全体学生会议，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4日，四名学生代表至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杨荫榆。接着学生自治会又在《京报》接连发表两篇《驱杨宣言》。4月，新上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名表态支持杨荫榆。4月9日，杨荫榆宣布校“评议会”决定，将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开除学籍，并封闭了学生自治会。本日全体学生也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以示抗议。27日，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讲师联名在《京报》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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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鲁迅写《忽然想到·七》（连载于《京报副刊》5月12、18、19日），表示对该校学生的同情和支持。13日，又写《忽然想到·八》，嘲讽章士钊在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而与巡警发生冲突后的态度。鲁迅批判的正是他曾经的老朋友。生于1881年，与鲁迅同庚的章士钊，是一位传奇人物。晚清时他就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涉案三人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也死于牢中，唯章士钊侥幸脱逃。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总能看到章士钊或高大或猥琐的身影。1914年他在日本创办《甲寅周刊》，议论时政，抨击时弊，为世人瞩目。1919年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在上海竟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几万大洋用于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需。再往后，他出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卷入1925年北平学潮。30年代，他以大律师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滩，与杜月笙等闻人交往甚密。1932年，在国民党控诉陈独秀犯“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担任前共产党领袖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以国民党代表之名，与邵力子、张治中三人赴北京与共产党举行“国共和谈”，被誉为“和平老人”。1949年之后，因章士钊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无党无派，在大陆成了特别人物。章士钊一生作为社会贤达的名声太重，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一面。他的奇书《柳文指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版于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文革”间，冲破黑暗的文化禁锢，实在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的研究柳宗元的古典文学学术巨著，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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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章士钊在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千九百二十五年，吾掌教育部，以政策遭世诽谤，曾引柳子厚《车说》，与人论难，时贤亦多反驳，今请略去事迹，申述理论，以附于本编，凡以明柳志云。”并附录了1925年他在《甲寅周刊》上所写的《说车军》等文。他并不认可周氏兄弟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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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在3月30日致信许广平时，曾对女师大风潮有冷静理性的分析，他说：“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以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从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女师大的封闭管理并无强烈的反感；他对学生的极端行为并不赞成。所谓“东南大学事件”，指的是1925年1月也就是在许广平带头驱杨的同时，东南大学新校长就职时被学生打伤并送出学校的非理性的悲剧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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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女师大风潮，起初也是抱“平息”立场。因为两个来访的女师大学生，自称是风潮的中立派，说只要换校长，风潮即可停止，特请在年轻人心中很有影响的周作人代为斡旋。周作人果真当即找到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转告此事。后因教育部由章士钊主政，调解之事，只能作罢。当女师大开除了六位学生，周作人虽表示不满，但他于1925年8月3日在《京报副刊》上著文《女师大改革论》，劝告被开除的六位学生，说学校当局固然可恶，而“同学的义愤也不可久持”，不如“决然舍去”，何苦“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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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写此文的时候，并未料到8月1日杨荫榆带领军警进校驱逐闹风潮的学生，鉴此他放弃“平息”立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章士钊和杨荫榆。鲁迅后来变得金刚怒目或许也因此。周作人8月5日在《京报副刊》上又发表了《续女师大改革论》从骂杨荫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等语中，可以嗅到浓重的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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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卷入学潮，并不表示他仅仅支持学潮。他在《与友人论章杨书》一文中，曾明确地说：“并不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周作人既反感杨荫榆让军警驱赶学生“手段恶劣”，又反感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素与章士钊交恶，其间的是是非非，纠缠不清。1925年8月13日在教育部周作人与章士钊的交锋，让周作人极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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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鲁迅日记载，“昙”，即云彩密布也。周作人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学生家长会。他是作为女师大学生张静淑的保证人来参会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会上宣布解散女师大，改之为女子大学，并要求与会家长“约束学生，服从命令”云云。见与会的家长多默默无语，周作人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的关于解散女师大的决定。一时会场气氛紧张，章士钊不睬冤家对头。第二天，周作人便与他哥哥鲁迅一样，也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写呈文”，也助推了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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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的残酷“加以反抗”，尽管“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这种表述可见8月21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的《答张岱年先生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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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受学潮裹挟，身不由己，其间亦可见他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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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等北大教授学者，见女师大学潮愈演愈烈，周氏兄弟卷入其中，推波助澜，即联名发表宣言，倡议和平解决，且对章士钊、杨荫榆多些宽容和忠厚，不要酿成东南大学伤及校长的悲剧。胡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再次以超然的目光，不倚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的自由的独立的主张来“平息”女师大学潮，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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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以《忠厚的胡博士》（1925年8月18日载《京报副刊》）回敬了胡适，他说“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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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年底，段祺瑞下台，章士钊躲进天津租界，女（师）大学潮才渐平息。周作人见树倒猢狲散，便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林语堂甚为支持。鲁迅却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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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一伙在北京成立“女大公理维持会”，周作人、鲁迅等人与章士钊再次交火，成为民国十四年女师大风潮的最后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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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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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再度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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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海日本人开的一家棉纱厂里，日商悍然开枪射杀了领导该厂罢工的共产党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名。惨案发生后，激起上海各界的激愤，由共产党发动，于30日下午在租界举行反帝大游行。英国老闸巡捕房先拘留百余人学生，后在近万人聚集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时，英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拘捕五十三人。6月1日起，上海十八万工人罢工，抗议这一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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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迅速由沪蔓延到全国二十多座大城市，纷纷举行“三罢”运动，声援上海罢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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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汹涌澎湃的民族反帝浪潮相反，黄浦江一侧，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却一度保持了可耻的沉默。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被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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