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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租界的会审公廨宣布判令王云生等罚款二百元，一年不得再发行这类书籍。有讽刺意味的是，洋人并未宣布罪状，也无审判依据，就草草收场。今天人们再回顾这一五卅运动的小插曲，于沉重中又添加了些许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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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者兼出版达人王云五说：“五四运动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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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是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所所长的，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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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革命浪潮，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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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五卅运动爆发后的那天，写了《并非闲话》（刊于6月1日《京报副刊》），还纠缠于“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与陈西滢较劲。6月5日在《莽原》上发表《我的“籍”和“系”》同样是与“流言”战斗。在包括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内由各国无党派劳动者组成的国际工人后援会，为五卅惨案发表《致中国国民宣言》十天后的6月11日和18日，鲁迅终于出手祭出了《忽然想到·十·十一》和7月8日的《补白·三》两篇檄文，表述了他对五卅惨案的立场，痛斥帝国主义以赤化为借口，屠杀爱国中国人的罪行，戳穿“公道与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同时，他又让人警惕破坏五卅运动的三样危机：“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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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自五卅运动爆发至鲁迅写此文，足足用半个月的时间，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之后，以如椽大笔写出了议论周匝、文字老辣的战斗文章，令舆论震动。特别是鲁迅提出的“三样”危机论，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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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也被杀害中国人的枪声惊醒。我们在1925年6月20日的《京报副刊》上，读到了他写的《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文章对“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十分愤慨。“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这证明周作人也已站到爱国运动之中。他始终没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而充满理性精神地提出切不可“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打倒一切外国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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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共同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中国作家们，在如何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统一起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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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郑振铎之间，关于“雪耻与御侮”的论争，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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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雪耻与御侮》等文，提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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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文学周刊》一八〇期，发表《杂谭》《答平伯君》等文，则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并批评俞平伯的“必先自雪其耻”，必将引起“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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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等人显然支持俞平伯“自雪其耻”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自己不悔改，也就决不能抵抗过别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倒帝国主义。”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一致，他引用当时一家报纸的社论：“民力论者，专重国民实力”，国家终亦将强。周氏兄弟失和，不影响他们站在同一战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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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俞平伯与郑振铎的争论是在政治层面，那么几个月前刘半农与钱玄同开展的“国粹”与“欧化”的争论，则是“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选择的深入和发展。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是在1925年3月因周作人之《致溥仪君书》引起。周作人再次在此文中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主张。身在巴黎的刘半农立即写信表示赞同，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于《语丝》1925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持不同意见，主张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要反抗，又要“排斥”“国故”。几年前，鲁迅曾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又据钱玄同回忆，在张勋复辟后一年，鲁迅在补树书屋对他说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文并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钱玄同回忆的详略，已无从考实，但基本符合那时鲁迅“反复古”的精神。那里“复古”的呼声与张勋复辟甚嚣尘上，帮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了“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类过激之论。如今钱刘之“国粹”与“欧化”之争，应视为是那时“复古”和“反复古”争论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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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反对“国粹”，重申他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钱玄同在《语丝》二十三期上写的《回语堂的信》中，进一步诠释了这一主张：“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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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虽无胜负，但对以后的争论，开了一个好头。到了1925年12月，周作人一篇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文章，抓住“语言”问题，反思新文学革命，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叫《国语文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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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周作人认为“古文与白话文”，“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要是文体的改变，在文字、语汇及方法上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新的语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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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可视作周作人对“五四”文学语言变革的独具匠心的一种解读和总结。是耶，非耶？直到现在，仍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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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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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望民国十四年的文化星空，在激昂的论辩声中，我们看到清流的灵魂在夜空中争相辉映，或流星般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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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已成明日黄花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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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西樵人，广东南海人，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又是保皇派首领，光绪二十年进士，官工部主事。他自1888年起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建议变法图强，甲午战争次年他联合赴京会试举人一千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维新变法。戊戌（1898）变法失败后，他亡命国外，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曾参与张勋复辟，70岁客死于青岛。其诗想象奇特，文辞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文直抒己见，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梁启超高度评价其“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主要著作有《康南海先生诗集》《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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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沧海浮槎也好，其推求救国也罢，甚或守望仁爱等，皆已成为过去，时光已至民国十四年（1925），即乙丑年。康有为68岁。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这年自青岛“返沪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五卅惨案发生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离康有为愚园路一百七十二号住宅游存庐很近。康有为听到了枪声和呼号，他的《京师强学会序》之“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句，已表明他的内心已预感到革命风暴的临近。保守的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但为了给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与各派军阀频于联络交流。但其爱国之心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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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康有为离开反帝斗争激烈的上海，携家带口赴青岛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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