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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写此文的时候，并未料到8月1日杨荫榆带领军警进校驱逐闹风潮的学生，鉴此他放弃“平息”立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章士钊和杨荫榆。鲁迅后来变得金刚怒目或许也因此。周作人8月5日在《京报副刊》上又发表了《续女师大改革论》从骂杨荫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等语中，可以嗅到浓重的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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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卷入学潮，并不表示他仅仅支持学潮。他在《与友人论章杨书》一文中，曾明确地说：“并不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周作人既反感杨荫榆让军警驱赶学生“手段恶劣”，又反感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素与章士钊交恶，其间的是是非非，纠缠不清。1925年8月13日在教育部周作人与章士钊的交锋，让周作人极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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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鲁迅日记载，“昙”，即云彩密布也。周作人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学生家长会。他是作为女师大学生张静淑的保证人来参会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会上宣布解散女师大，改之为女子大学，并要求与会家长“约束学生，服从命令”云云。见与会的家长多默默无语，周作人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的关于解散女师大的决定。一时会场气氛紧张，章士钊不睬冤家对头。第二天，周作人便与他哥哥鲁迅一样，也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写呈文”，也助推了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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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的残酷“加以反抗”，尽管“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这种表述可见8月21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的《答张岱年先生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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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受学潮裹挟，身不由己，其间亦可见他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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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等北大教授学者，见女师大学潮愈演愈烈，周氏兄弟卷入其中，推波助澜，即联名发表宣言，倡议和平解决，且对章士钊、杨荫榆多些宽容和忠厚，不要酿成东南大学伤及校长的悲剧。胡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再次以超然的目光，不倚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的自由的独立的主张来“平息”女师大学潮，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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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以《忠厚的胡博士》（1925年8月18日载《京报副刊》）回敬了胡适，他说“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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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年底，段祺瑞下台，章士钊躲进天津租界，女（师）大学潮才渐平息。周作人见树倒猢狲散，便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林语堂甚为支持。鲁迅却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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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一伙在北京成立“女大公理维持会”，周作人、鲁迅等人与章士钊再次交火，成为民国十四年女师大风潮的最后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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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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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再度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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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海日本人开的一家棉纱厂里，日商悍然开枪射杀了领导该厂罢工的共产党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名。惨案发生后，激起上海各界的激愤，由共产党发动，于30日下午在租界举行反帝大游行。英国老闸巡捕房先拘留百余人学生，后在近万人聚集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时，英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拘捕五十三人。6月1日起，上海十八万工人罢工，抗议这一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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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迅速由沪蔓延到全国二十多座大城市，纷纷举行“三罢”运动，声援上海罢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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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汹涌澎湃的民族反帝浪潮相反，黄浦江一侧，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却一度保持了可耻的沉默。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被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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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直面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血腥，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申张公理的《公理日报》，揭露、声讨日本人和英国人枪杀无辜中国公民的罪恶。读者争相购阅，日发行量达两万份，直到出版了二十二期，方宣布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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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1916年从北大预科毕业后，因家境窘迫，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段时间，茅盾还在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学、上海大学任教，学生中有蒋冰之（丁玲）。其间，他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于1923年春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与茅盾同室工作。1922年叶圣陶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隔膜》，是继郁达夫《沉沦》之后，全国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郑振铎是文学史家，与茅盾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为该会期刊《小说月刊》主编，也与茅盾、叶圣陶同事。他们在五卅运动中集体出手，怒斥帝国主义强盗暴行，讴歌爱国主义斗争，自己也经受了斗争洗礼，给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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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年轻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创办了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报纸《热血日报》，旗帜鲜明地向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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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的《民族日报》，也以犀利的笔墨刺向帝国主义，共坚持了16天，才鸣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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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由上海总工会创办的《上海总工会日报》横空出世，声讨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坚持到9月，被军阀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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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烈日炎炎的北京，邵飘萍在他创办的《京报》上，推出了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十二期，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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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黄浦江笼罩在闷热中，一向谨慎的《东方杂志》竟一反常态，出版了《五卅运动临时增刊》，里面有王云五写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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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租界里的帝国主义爪牙，自然如芒刺在背，正俟机反扑。于是在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东方杂志》之《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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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边厢，总巡捕房于9月11日起诉揭露他们罪行的人，北京那边厢，《京报》针锋相对，于9月20日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评论，向勇敢发行《五卅增刊》的商务印书馆表示敬意，并声援被总巡捕房控诉的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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