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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32 不支持鲁迅的一方,自然会有反击。12月14日,北大教授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旨在继续声援章士钊及所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第二日,该会又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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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34 19日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名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多过八倍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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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36 12月24日,《晨报》发表《女大学生二次宣言》,反对女大与女师大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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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38 女师大风潮,断断续续,时起时伏,忽冷忽热地折腾了近一年,后来或许双方都感到厌倦了,最终没分出胜负地淡出历史。但鲁迅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论战还在继续,而且愈斗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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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40 历史与章士钊开了个小玩笑。鲁迅为学潮推波助澜,被罢了官,又复了官,继续雄视文坛江湖,十八般武艺,见谁灭谁。章士钊身为教育总长,整顿校纪,罢别人的官,却偏偏丢了自己的官,再当再丢,且经济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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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42 有文字载:1925年5月7日,因纪念“五七国耻”的游行受阻,一些学生闯入章士钊家中质询,双方发生冲突,章士钊家中的部分物品及藏书遭到破坏。11月28日,在北京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中,章士钊的住宅再次遭到冲击。如果对照章士钊自己写的《寒家再毁记》一文,会发现上述文字,是被精心地轻描淡写了的。陈西滢写的《做学问的工具》,曾记载,章士钊从德国带回的大量藏书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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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44 鲁迅却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刊于1926年1月18日《语丝》周刊)一文中,兴灾乐祸于“孤桐先生”(章士钊)之珍贵图书被毁的同时,还以周氏的幽默和鸷狠嘲讽了陈西滢、胡适、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陶孟和、陈翰笙、王品青等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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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46 这些后来证明都是文化精英的名流们跟着章士钊一起吃挂累,或可会付之一笑,那里论战只有是非之争,并无敌友之分。比如,在鲁迅写的《“碰壁”之余》一文里,有这样的文字:“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刊于8月19日、26日《妇女周刊》)上才识得大名,是8月1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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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48 李仲揆(1889—1971),即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当时鲁迅视李仲揆为杨荫榆的打手,极尽嘲讽。对耶?错耶?重要的是,作为亲临现场参与“女师大风潮”的李仲揆等,为我们真实解读该事件提供了与鲁迅不同的历史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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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53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70609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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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56 11月29日,《晨报》迎来创报七周年前夕,突然被一伙暴徒纵火,部分房屋被焚毁,库存纸张也化为灰烬。几经侦查,皆无头绪,“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之大名鼎鼎的《晨报》被焚案,竟成为扑朔迷离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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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58 有一情况或许与此案相关。11月19日《晨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北洋军阀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一百五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津贴分四等,据说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津贴最少每月二百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每月也可得二百元。在民国初,民间报刊难以保持经济独立,接受津贴可以理解,但林白水、邵飘萍、成舍我办的这些独立的有影响的且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也去领津贴,真乃民国言论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应具独立批判责任的报人的莫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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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60 但是这“内幕”至今无法被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这“内幕”后面一定还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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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62 《晨报》被焚另一说,是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氏执政府说话的《晨报》,放火烧了报馆,是同行恨其泄露领津贴丑闻而施以报复,还是民众因其替政府说话出于义愤,似都可成为放火焚报馆的理由。但政府弹压新闻自由烧《晨报》,杀一儆百,其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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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64 正是因焚烧《晨报》的背景复杂,故从一开始,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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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66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都在上海,得知此消息,就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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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68 陈独秀认为“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咄咄逼人地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一贯视自由胜过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对陈独秀的问题思索了几天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昔日的《新青年》的亲密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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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70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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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72 这是胡适给老朋友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和沉重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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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74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不容忍空气充满了中国。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月,一路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文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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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76 从这封信中,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看出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舆论上,已经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其实,1924年8月胡适对陈独秀关于义和团经济的浑浊思想进行过批评。六年前陈独秀著文《克林德碑》痛骂义和团,六年后又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一变过去痛骂而为热情歌颂。胡适对此在《晨报》不点名批判陈独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浊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了……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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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78 陈独秀有时思想浑浊,批评无妨,但胡适对义和团这类农民运动的深恶痛绝,可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已有严重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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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4080 社会、历史常有许多难解之谜,比如就在胡适和陈独秀的思想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宣言发生众所周知的论争时,李大钊、毛泽东始终没有参与进来。毛泽东倒是在1923年4月,曾在《新时代》发表《外力革命与军阀》一文评价过胡适。在文中毛泽东把当时的政治派别分为三种:一、革命的民主派;二、非革命的民主派;三、反动派。他把胡适归为不主张革命暴力手段达到建设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非革命的民主派”。认为胡适是对中国政治舆论极有影响的那类人。并不像陈独秀所说,胡适是“难以挽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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