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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人性充满悖论，政治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贯不依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坚持自由独立的言论的胡适，却与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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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独秀之间，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比如1923年，陈独秀在《向导》周刊发表重要政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舆论代表争论最热烈的“联省自治”明确表态说：“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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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则在《努力》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我见”进行批驳。胡适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割据的一个重要武器。”不久，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专门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目标提出质疑，自称“很诚挚的奉劝”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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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此论，理所当然地受到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的激烈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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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胡适、陈独秀在政治上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对立，甚至陈独秀对胡适曾做了这样的评价：“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妄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察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同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里。”但是，他们的友谊似并未动摇。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还复信给胡适，托他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要求胡适，“《努力》出版，望每期赐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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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9日，陈独秀又写信给胡适，要他给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特号写文章。陈独秀在信中还说：“我以为此段事（泰戈尔访华）颇与青年的思想有关。”这表明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党的文化宣传上的同盟军或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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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底，胡适与陈独秀，因《晨报》被烧一案政治上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致使胡适从此不再给陈独秀写信，甚至已形同陌路般很少往来，但是在几年后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立即设法营救。30日在北大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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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13日，胡适赶到南京看望狱中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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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日，胡适赶到北京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殁，合葬时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又于2月10日，再千里迢迢赴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想在狱中写自传，正在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老朋友“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得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极为赞同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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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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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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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四十七名、伤二百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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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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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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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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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5日，梁启超写信给儿子梁思成，谈到好友林长民遇难之事及办理善后的情况。林长民即林徽因之父，1919年为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力主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企图向日本屈服之际，林长民于5月2日发表《山东亡矣！》，使他成为民族英雄。《山东亡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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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报证实。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清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约”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续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载台湾《传记文学》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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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促成的林长民《山东亡矣！》5月2日在《晨报》发表。第二天，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即贴出北京十三所高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当晚的集会上，决定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遂有五四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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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被反动当局杀害后，梁启超极为悲痛。自此，梁启超脸色愈加苍白，精神萎靡，浑身乏力，又见便血，急入东交民巷一家德国医院诊治。经化验，德国医生怀疑他的肾或膀胱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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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24年，梁启超潜心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已耗尽精力。不久印度诗人泰戈尔抵沪，4月下旬又到北京访问。梁启超和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胡适等名流四十余人作陪。欢迎会上，梁启超还谈了中印文化交流。后又陪泰戈尔到大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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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4年9月，夫人李莲仙的辞世，就给了梁启超致命一击。一直相濡以沫的恩爱妻子突然离去，使他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他为夫人守灵之后，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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