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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枪杀邵飘萍后，又派人逮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大学等高校，搜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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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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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也率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藏进苏联驻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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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鲁迅也告别生活十五年的北京，避到南国厦门大学任教，那是应当时好友后成仇敌的林语堂之邀，动身南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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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8月6日，另一言论犀利，敢于直言的报界达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其被杀地点，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血迹未干的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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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接连不断的血案，都是如今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寄予无限同情，以致捧成反蒋斗士的张学良所为。历史的臧否、忠奸、善恶，是不容颠倒的。作家吴稼祥说过：“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的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但是，即使更多人参与陈述，有时，也未必能看清历史真相。有时，历史原本很清晰，却被陈述者故意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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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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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发了一封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位朋友的信，即文学史上颇有名的《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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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写此信的缘起，用他的话说是：“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在胡适看来，“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让人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的猜疑，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是友谊破裂，论争变成了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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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让人莫名的是论战离题越来越远，“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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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胡适在信中援引了鲁迅的《热风》中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纵令不过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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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劝大家“学学大海”，“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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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处历史现场的胡适，对周氏兄弟与陈源那场论战的是非曲直的分析，应当是真实客观的，甚或是精辟的；对笔战进行调解，呼唤消误解、冷酷与不忍，放开胸怀朝前走，是善意的，更是积极的。可惜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后来不在现场的不少文学史家故意歪曲了胡适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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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陈源的论争乃至反目，其背景比较复杂，并不好表述。不少文章将这三个人的论争视为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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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致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时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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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沦为汉奸而又被宽大处理的他，为了苟活，只能写些庙堂爱听的东西，顺应和谄媚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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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中的那些话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张凤举的拉拢”才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就没说实话。张凤举也算是当时的名流，也是周作人“骆驼群”的骨干，与周氏兄弟往来甚密。在鲁迅的日记中，张凤举出现的次数，当属颇为频繁的一位。仅举三例。1923年2月17日：“下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氏兄弟分居后的1925年，11月3日，“晚访张凤举，见赠造像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过了两天的5日又“访张凤举”。其时，正是周氏兄弟与陈源笔战最激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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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已成为当时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周作人的身份和影响，居然被张凤举“拉拢”才接近吉祥胡同的诸君子，未免过于牵强。从鲁迅对张凤举的态度看，也不认同“拉拢”说，不然缘何在三天内主动造访人家两次，还接受礼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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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周作人自己的日记，1923年11月3日，有“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语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等十人，九时散去”。1924年6月24日，有“径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宴”。1925年1月30日，有“赴现代评论社约餐”。2月，周作人又与张凤举、陈源、丁西林一起游冬季的香山，漫步于残雪未消的山路，饮茗在可观山景的茶舍，关系当属亲密无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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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现代文学史神化鲁迅，妖化自由主义作家，周作人竭力撇开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故有张凤举“拉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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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陈源真正化友为敌，刀笔相见的原因，怕与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陈源在文中，有“女师大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样的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周氏兄弟。按理说，陈源的话并非捏造。鲁迅于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乍起时，亲自撰写《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三篇极具宣传鼓动的文章；周作人不仅签名鲁迅《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还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周氏兄弟“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陈源说“暗中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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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进步学生的学潮，为进步正义之举，是周氏兄弟人生中光辉的一笔。但周作人却立即写《京兆人》予以反驳“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鲁迅见陈源，更是极为恼怒，遂写《我的“籍”和“系”》作答，对陈源的“流言”极尽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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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徐志摩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对比陈源与周作人的论战文字，显然不满意周作人动辄“卑劣”地骂人。比较之下，陈源“分明私淑法朗士”有绅士风度。不料，周氏兄弟又与徐志摩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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