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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周作人写《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回击，将此文投给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慨然照发。周作人在文中揭露所谓绅士们有“叫局”的丑行，并骂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正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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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出，文苑哗然，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们，竟然无耻到招妓。在那个崇尚西方文化的年代，这种羞辱斯文的勾当，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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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依然闲庭信步地连夜写信给昔日好友周作人，断然否定“叫局”之说，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文学史称“闲话”事件。此事件，“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讽刺焉”，却非敌与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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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在“闲话”事件中，因周作人之《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所谓“叫局”之事，纯属道听途说，并无证据，而处于被动尴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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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作人说，他从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的闲话中，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放荡之言。于是就写到文章中，广告天下。但与周氏兄弟曾经来往密切的张凤举矢口否认，断然不肯作证，无异于证明周作人造谣。“闲话”事件中，周作人何等狼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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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可笑甚至荒唐的“闲话”事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平凡的，在当事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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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眼睛是锐利的，心胸是“宽容”的：“‘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疑”，有什么理由大动干戈呢？但双方都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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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屡屡与其他清流发生矛盾，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双方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而是两种不同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整体性的关怀。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批判哪一方？歌颂哪一方？呜呼，难矣！逝者未必然，我们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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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有些事件，不全关系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多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文化性格所陷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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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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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7月，火车飞驰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胡适在软卧车厢，望着一派广袤的绿色原野，悠闲地叼着烟斗。此次出行，走东北出境，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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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胡适受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这个委员会受命设计处理英国退还庚子之战中国赔款在中国如何使用。主要成员以英方为主，中国只有三人，即胡适、丁文江、王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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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8月，将在英国伦敦举行“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遂有了胡适赴欧之行，这也是他于1917年7月归国后的重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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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缓慢行驶，火车于20日抵达哈尔滨。短暂地游览了市容，对该市内“东西方文明的界线”颇多感慨。然后又开始了漫长之旅。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豆高粱渐渐变成茫茫的山峦、森林和蓝色的湖泊。胡适在途中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又给写信“寄颉刚《论封神传》、寄玄同《论恶姻缘》”（见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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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火车到赤都莫斯科时，胡适停下逗留了三天。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感受到红色之城的新鲜，他参观了“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大受感动，尤其对苏俄的新教育，表示“顶礼佩服”。对其新“政治实验”，也极感兴趣，多有称赞之词。他在莫斯科迫不及待地将他的感动写信给他的朋友、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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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由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实验的权利……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成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个较长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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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张慰慈的信中，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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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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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苏俄社会建设成就和教育改革持欣赏与同情的态度。他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奋发向上的气象所感动，准备发奋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回国积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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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赞美苏俄的声音，经徐志摩等友人的传播，特别是《晨报》编选摘登后，在北京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甚至有人说胡适“赤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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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对胡适访苏的观感，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打美国回来。”可惜，此时胡适已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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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钱端升也表示赞同胡适的观感，他在当年的11月4日致信胡适说：“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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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朋友像任叔永一样表示反对。他在12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你寄志摩的信，说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狄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这两句话我以为都对。但依我的观察，迷信‘狄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在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狄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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