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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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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查了1927年鲁迅的文章，没有找到此诗。信手抄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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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钱玄同偏激性急，不能不提比他大一岁也比他更桀骜狂妄的师兄天王黄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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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时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天王素来看不起南王。黄侃戏称学弟钱玄同为“钱二疯子”。黄侃反对白话文，专门找机会羞辱和谩骂胡适、沈尹默等人，骂起提倡白话文的同门师弟，则格外放肆。他骂钱玄同说：我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玄同在北大讲的文字学，就是他发现的，是我一夜的发现，让你受用了一辈子！弄得钱玄同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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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大学，因黄侃有真才实学，出任代理校长。但因黄侃性爱骂人，作风霸悍，难以驾驭学校，教育部只能任命新校长石英到任。在校务会上，刚说到“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比较专制……”，黄侃便站起来，说罢“听说石英的母亲偷和尚”，当即辞职，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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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即得绰号“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无理要求，却得到校方认可，名师难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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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名流云集，文学院院长汪东，有章门“东王”之称。教授多西装革履，汽车送接者不少，黄侃总是身着半旧长衫，夹着包皮裹着的书，大摇大摆地给学生上课。刚来校时，校方门卫见其土里土气，不仅不让进校，还要盘问检查腋下裹书的包儿。黄侃放下书包就走，从此天子不上朝。系主任三番五次登门拜望，黄都三缄其口，后校长亲自登门道歉，仍不行。黄曰：“学校贵在尊师，校役竟敢搜教授之身，成何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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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为人谦和，是章门弟子口碑不错者。黄侃偶听社会上有“汪黄”之称，就跑到汪东院长办公室，大声责问：“外面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长一岁为何先汪后黄，置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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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一时被问住，只好赔着笑。旁边一教授笑曰：“当朝政府里只有‘汪黄’，不是什么好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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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一听，不再追问，含笑而去。汪精卫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黄郛，二人正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密谈，时人以“汪黄”为耻。另，黄侃知道南宋朝中，主张对金称臣者，有汪伯彦、黄潜善二人，历称“汪黄”。故黄侃一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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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狂狷介，不是黄侃全貌，他对学术的虔敬、严谨、治学的卓著成就，使他成为不多的国学大师之一。以学术“新”“旧”而论，黄侃与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等新文化学人相比，可谓针锋相对，但在中国文人的内在精神方面，在学术独立探索方面，提倡仰山铸铜，煮海为盐，学无止境等方面，与新文化学人清流有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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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政治上，黄侃也爱憎分明。例如，一天他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不期而遇，戴随便问他：“近来有何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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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道：“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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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擅长编《昭明文选》，所谓“漆黑”，是昭明的反义词，其讽刺意味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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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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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席卷大江之南时，国人曾翘首以盼。如上海的年轻人王云生便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果不其然，“四一二”让上海血流成河。蒋介石率军悍然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制造了“空前之屠杀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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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亲身经历“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上海知识界之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吴觉农、李石岑，周予同等七人，在《商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民国元老公开信，表示愤怒和抗议。不久，以商务印书馆为主的郑振铎等七位出版界名流，“万难苟安缄默”也发出抗议的怒吼：“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郑振铎、胡愈之为公开表达他们对蒋介石的谴责而亡命欧洲数年。当时，郑振铎、胡愈之并不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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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高梦旦，从浸在血泊中的上海致信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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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对共产主义不信仰的张季鸾，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并“极端抗议”血腥暴行。呼吁不许杀戮“全国有志青年”。七月三十日，他又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抨击国民党“军治杀人”，抗议“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滥杀无辜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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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精彩的，还属张季鸾的“二骂”。是年十一月四日，他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大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此论乃揭露汪氏本质之先声，其时，无人能望其项背，此乃一骂也。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再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蒋氏“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此为二骂也。当时，蒋介石投机依势而起，是颗雄视华夏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能入木三分地戳穿其丑恶面目，需要怎样的见识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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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早张季鸾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在日本《文艺战线》刊物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蒋介石头昏脑乱，封建思想未除”，进而谴责其“高压政策、虐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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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警闻之，立刻派员冲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搜查并准备缉拿郁达夫。幸好郁达夫早有准备，躲至杭州，幸免于难。几个月后，郁达夫返回上海，又在他创办的旬刊《民众》的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者，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敢于发表这样挑战新军阀文章的期刊，自然会遭到绞杀，生存仅仅两个月的《民众》在刺刀政治的高压下被取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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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郁达夫对这种局面，早有预判。早在是年元月七日，他发表的《广州事情》，就曾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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