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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深思的是郁达夫的这种对政治形势的坦诚而卓有远见的预判，曾遭到对“革命”充满幻想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过了不久，郭沫若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旋即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了一篇为他在共产党内外赢得荣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另一位共产党作家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周恩来说此话的时候，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亡命日本整整十年的郭沫若刚刚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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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年岁尾的11月，在上海的《中国青年》周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办，北京的北新书局和《语丝》也被张作霖查封，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命运。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章乃器，依然冒着性命危险独自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主旨是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全由章乃器一个人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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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原本在银行界工作多年，收入丰厚，前途光明。他之所以利用业余时间，一人承担了繁重的办刊工作，而且敢于面对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淋漓的鲜血，完全激于年轻知识分子的义愤和道义。以一人之力，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为时代和民族发声，他竟然独立苦撑了一年多，直到被查禁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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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躲进苦雨斋，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北平5月至10月一连串血腥的屠杀激怒了。李大钊被杀，北大、燕京的学生被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年轻学生的导师，他不能再沉默。他在《语丝》连续不断地发出他的抗议之声。他的《谈虎集》中，有《人力车与斩杀》《“斩决”共党》等短文，似乎都提到触目惊心的杀戮。周作人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批判声讨反动军阀的同时，他还旁敲侧击地谴责吴稚晖等帮凶文人，甚至对在上海的蔡元培、胡适对“四一二”“视若无睹”也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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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是年5月胡适归国。他因蔡元培、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老名流一度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新政权，也曾对国民党新政权采取支持和观望态度。但胡适也心存忧虑和担心，怕用军事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会在政治上走向一党专政，走向独裁，政治上走向倒退，文化上走向保守。我们可以从胡适的文章《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看到他的这种担忧。该文章推扬赞美了吴稚晖继承顾炎武、颜元、戴震的理学思想，其目的则是想借他们对当代东方精神文明的攻伐抹杀，来堵住国民党从思想文化上倒退之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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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胡适拒绝了好友蔡元培力邀任大学院（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之美意。因为胡适对当时大学委员会的两项政策：设立劳动大学与推行党化教育，决不容忍。他在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曰：“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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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适有碍情面，在蔡元培多次力邀下，勉强听从，委屈就任，于是在大学委员会里，胡适与众不能有“圆融和祥之气象”，而是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在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自称“爱说老实话”的“捣乱分子”，胡适在教育的根本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以“训政”名义实施文化专政的倒行逆施，与吴稚晖之流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胡适这位经年老友，大失其态，当场拍桌大骂胡适：“你就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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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此无所畏惧，坦然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1928年6月16日胡适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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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胡适等人虽不群不党，却一定要分清是非，代表民国清流坚持的文化精神，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道义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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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之气，是民国清流以鲜血和正义向黑暗专制政治抗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随着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无党无派的民国清流渐渐淡出文化舞台，背影越来越显得孤独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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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文化近半个世纪的大动荡，每个有文化良知的清流学人，都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苦痛，诚如文化大师陈寅恪所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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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人代冥灭兮，清音独远。然而，清流们洒下的那片温暖的文化情怀，毕生求索中写下的花样文章，煌煌巨著所铸造的鲜活的文化灵魂，却给后世留下了扣人心扉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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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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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乱世，民国又是强权与自由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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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民国，军阀忙于混战，相对宽容的社会，催生了一大批民国清流，几可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行其道的局面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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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旧时常用来称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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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士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士，通谓丈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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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是官僚政治体制所化之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中国的“士”，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疏离政治和权威，是以纯粹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具有独立人格。他们一直在社会边缘作文化漫游、文化守望，表明他们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思考的独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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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培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但并非如雷吉斯·德布雷所说，“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让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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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民国清流，所表现的崇尚个性精神，社会批判意识，民主政治、文化理想，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和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性的表达。有了他们，民国才有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思想文化，民国初期也才成为最富个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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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一路披靡，一个新的专制王朝的诞生，整个中国笼罩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下。“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民国初年相对自由宽松的乱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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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如胡适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鲁迅、郁达夫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也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些该是民国清流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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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进入有震荡强度的变革时期，所谓清流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绝唱也难有续响。这也是本书收尾于1927年岁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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