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甃壁上细菌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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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朝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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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理想的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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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像被牵着鼻子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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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亿兆人的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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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得一句阿门（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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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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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于考察柬埔寨、泰国之后，曾在港报刊布，引起许多讨论，此诗为平生唯一的白话作品，是对“越战”的控诉，很明显是受到美国某大诗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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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年在家乡期间，曾修读完商务印书馆所办的英文函授学校课程（主任是周越然），先生对于英文已有相当基础，当时已有若干评价，可惜都已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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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垦书局是先生与香港因缘的最早见证，先生对书局所出的新书都读完了。有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书，还有相当多的外国文学家的书，先生一天能阅读几本书，有的能背下来，海量的阅读，是在20岁前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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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170611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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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发奋潜研（193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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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青年时代的兴趣转向学术，又遇上战火离乱，四方奔走，丹青绘事只能暂放一旁。但他发奋潜精研思，运用新材料、新体例、新方法编撰《潮州志》，被誉为“方志之杰构”，潮州地方史研究是先生学问起点，他对乡邦文化倾注了极大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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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人南侵，10月，广州沦陷，广东通志馆关闭，先生回到潮州，这一时期是先生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先生受詹安泰委托到韩山师范专科学校代课三个月，讲授训诂学和诸子百家，这是先生人生中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教学生涯。1939年5月，潮州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潮州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先生亲眼看到饱尝日寇蹂躏的潮州古城，奋然挥笔写下抗战文学之奇构《马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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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沦陷之一年，大饥，民至拾马粪，瀹其中脱粟而食者，予闻而悲之，为是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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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大道之在粪兮，或齐观夫糇粮异类之不仁兮，驱降民于饿乡。振草酪既不得兮，掘凫茈且未央。仰肥马之骁腾兮，厩充牣乎稻粱。可以人而不如马兮，鼓枵腹而神伤。将攫夺而无力兮，妄意夫皀枥之秕糠。意秕糠兮不得，嗟裁属兮弱息。惟饥炎之方盛兮，苟垂涎兮马矢之余皀。拾白粲于污肠兮，延残喘于今夕。哀鲜民之无知兮，胡蒙耻而恋生。捐盗哺而喀喀兮，独不见夫贸贸之爰精。有嗟来而不食兮，况为味非洁清。孰使异物遒其相迫兮，悲故国之腥膻。翳马通之属餍兮，自书传而有焉。农稷煮汁以渍种兮，莳百谷以食我。葛缚铜荐丹砂兮，又之以为火。吴诮元逊可啖矢兮，恪谓太子宜食卵。果所出之雷同兮，宁古是而今不可。览宇宙之修辽兮，轸人类之幺么。萃芳鲍乎一室兮，沦康庄于嵬琐。独悲心之内激兮，羌谁碎此枷锁！感盐尸之载车兮，闵滔天之奇祸。瞻沟壑之悠悠兮，蔽白骨以蓬蒿。苟饿夫而可敦以义兮，吾将讯诸黔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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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矢赋》记下日寇在潮州制造惨绝人寰的一幕，由于无法生存，先生只能背井离乡，决定应詹安泰建议，准备起身去已搬迁到云南贗江的中山大学当研究员，从鲨鱼涌取道至香港，再转至云南，为了对潮州北部的土著族畲民进行研究，途经梅县进行实地调查，在这个时候，先生不幸染上了疟疾，这是他生过的最大的疾病，因病情严重，随之滞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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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期间，协助王云五编撰《中山大辞典》。该辞典出版一个“一”字长编，只一个“一”字就是一本，规模十分浩大。王云五要先生帮他做书名提要，先生认为不仅做书名的提要，更向王云五提议逐篇撰写提要，使每本书编写更加详细。书中有很多重要的篇名，如《墨子》的《兼爱》、《非攻》，每一篇做几十、一百、几百字的提要，一下子要念很多书，这也奠定经史、诸子百家的基础。另外，帮王云五编四角号码，先生甚至发明了用八角号码来查甲骨文、金文，先生少年时就有研治甲骨文的动机，在此时期，先生获得了接触古文字材料的机缘，古文字成为后来他学问的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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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之下，继杨铁夫之后，先生辅佐叶恭绰做清代词人仕履的考证研究，协助编撰《全清词钞》，先生得以亲身拜读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真正进入了词学研究的核心，如此经历，也成为他后来从事词籍、词目、词乐、词律以及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夯实了基础。叶恭绰是第一个提出敦煌学的人，先生在叶老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私家珍藏的几千份敦煌经卷，他对敦煌学彻底着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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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先生在香港完成了《楚辞地理考》，史学家童书业（曾是顾颉刚先生助手）为其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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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古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近著《楚辞地理考》，凡三卷二十篇，钩沉索隐，多所自得，乍闻其说似讶其创，详考之，则皆信而有徵，并世治古地理者，未能或之先也。钱君宾四，为学深博，与君持论异，而涂辙实同。往尝读钱君之书云：“屈原放居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水，本在江北。”余于《楚辞》地理，未曾深究，虽有所疑，未能明辨也。及观君是书，举凡洞庭、沅、湘诸名，靡不博徵详考，确定其地，叹观止矣！余于二君之说，固未足以平其得失，然窃有所见焉。屈子早居，旧说在汉北，实无明证，饶君辨之已详。至《楚辞》所陈洞庭、沅、湘诸地，疑在江南。《九歌湘君》：“会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此明谓由沅、湘北征，徂江，邅道于洞庭，上两言指出发与所往之地，中两言指所出之方向与途径，故其下曰望涔阳而横大江，似无庸改旧说以从新也。至江北亦有洞庭、湘水等地名，自是可信，然不必以之释《楚辞》耳。尤有进者，《九歌》多汉世之文，太一、东君、云中、司命，汉氏之命祀也；未央、椒堂、寿宫、紫坛，汉皇燕居与礼神之所也：“《九歌》毕奏”，又汉代郊祀歌之词也。钱君之言曰：“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则《九歌》者，果为湘域之作，不得出于先秦之世矣，岂汉贤善拟古者若贾子、相如者之所为乎？不敢臆断，姑陈其疑，以质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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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楚辞地理考》之后，应顾颉刚之约，本年先生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纂《新莽史》及《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因适逢抗战期间，未来得及刊印出版，仅有《目录》发表在《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来，先生在美国收集《新莽史》资料时，多次阅读《资治通鉴》，觉得司马光没有称王莽为皇帝是很有见识的，给他的评断十分正确，以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检视王莽行为是反道德的，故先生至今将《新莽史》束之高阁，不予出版。据《顾颉刚年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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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是年饶宗颐来信（7月6日）刊于《责善》半月刊之《学术通讯》第一卷第十五期。1941年12月，是年饶宗颐来信（7月16日），题《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及论虞伯鲧等》，刊《责善》半月刊之《学术通讯》第二卷第十二期（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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