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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先生与顾颉刚书信往来在有关刊物发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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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5岁，其祖母辞世，先生做《白云赋》悼念，该赋作收入《固庵文录》，后编入《清晖集》中的韵文集，同年，撰写《广东之易学》，发表于香港《广东文物》（下册）。先生在广东通志馆编修艺文志，其兴趣已从修艺文志转到古地理学，他利用现有资料，加上各方志里的著录写成《广东易学考》（三卷），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印书馆遭日寇炸毁，连《楚辞地理考》都被炸掉，现只剩下一篇《序》。《读全宋词》发表于《大风》第九十七期。年底，香港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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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先生从香港返回潮州，在揭阳避难，获得“潮州先贤遗像”二十余幅。9月份，倡议成立了“揭阳县文献委员会”，先生任主任，并聘蔡起贤等为委员，于1943年8月1日出版《文献》创刊号。在揭阳期间，先生访郭之奇故居，为《郭之奇年谱》增加详细的郭家世系资料。同时，拜访古文大家姚梓芳老先生，姚、饶两家是世交，姚老先生创办的姚氏学苑给先生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姚老先生40岁后方开始在北京大学读书，至今他仍给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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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先生到迁校于饶平凤凰山的金山中学任国文教员。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创作诗歌，在中学任教一年，他写了一本诗集，用贾谊《吊屈原赋》中“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的词语，将所作诗取名为《千仞集》，后来又换名《凤顶集》，此时期的诗歌皆因战乱而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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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中山大学的郑师许推荐先生到广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先生应邀前往，他先教古文字学，后来开始教诗词，同时从事文学工作。1944年桂林告急，先生疏散至蒙山，蒙山沦陷，先生两度入大瑶山，在逃亡的人群中，史学家简又文及赵文炳先生亦在同列。在此地，先生创作了《瑶山集》六十四首诗作，陈颙、詹安泰、刘寅庵分别为该集题辞。后收录入《选堂诗词集》、《清晖集》，1945年在北流山围写的《瑶山集自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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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敌复陷蒙，遂乃窜迹荒村。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曾两度入大瑶山，攀十丈之天藤，观百围之柚木，霏霏承宇之云，凄凄慕类之麇，正则小山所嗟叹憭栗者，时或遘之。以东西南北之人，践坱轧罔沕之境。干戈未息，忧患方滋。其殆天意，遣我奔逃，俾雕锼以宣其所不得已。烈烈秋日，发发飘风，卑枝野宿，即同彭衙，裹饭趁墟，时杂峒獠。逢野父之泥饮，值朋旧而倾心。区脱暮警，寒柝宵鸣，感序抚时，辄成短咏。录而存之，都为一卷。今者重光河岳，一洗兵尘，此戋戋者，皆危苦之词，宜捐弃而勿道；然而他乡行役，诚不可忘，烧烛竹窗，如温旧梦，敝帚自珍，亦何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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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先生在《选堂诗词集》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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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一集，尤其独出冠时者也。时先生方都讲粤西，甲申夏桂林告警，西奔蒙山，蒙山踵陷，窜身荒谷，两入大瑶山，与峒氓野父相濡呴……长吟短咏，出自肺肠，入人肝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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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元旦，无锡国专二十五周年校庆，先生与爱国学者蒋庭曜（石渠）先生等一同欢庆。蒋老为无锡国专写下了最艰苦而光辉的一页，他的民族气节感天动地，为此，先生赠诗蒋庭曜曰：“谁与玄黄兵马秋，力能犯难砥中流。浑身是胆有蒋侯，载书五车费九牛。凿山缘木入荒陬……同来诸生几辈俦，有如陈蔡从孔丘……赴义无畏行无忧……似君须向古人求。”赞扬了蒋老中流砥柱赴义无畏的精神。9月，日本人投降，抗日战争胜利。10月，先生整理《瑶山集》，收集诗作共63首，陈颙、詹安泰、刘寅庵分别为该集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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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先生从北流返回广州，被聘为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教授，先生在那里呆了一个学期之后返回汕头，任汕头南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当时，在广东第五区行政专员郑绍玄的倡导下，汕头成立了一个修志馆，先生负责《潮州志》总纂修。重修《潮州志》编修工程规模巨大，超过清代编修的四部《潮州府志》的总和，由于编修工程计划中间生变，修志工作由政府行为变为私人行为，先生只能独立担当管理和总纂工作，寻找修志经费以支撑修志工作，经过两年艰辛，《潮州志》修纂取得很大的成功，撰有一本凡例，后来收入《潮州志汇编》。《潮州志汇编》是先生利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嘉靖郭春震《志》，同《永乐大典》所收《三阳志》以及清代、民国诸志，汇编而成的，为古今潮志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方志史上有开创之功，其内容涵盖历史沿革、大事记载、地理、交通、气候、水文、地质、农工渔猎、志异丛谈等，共有15个专志。介绍了潮州人文历史和风土民俗，对潮州文献史有着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本书196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在中国现代的地方学编纂史上，先生首开现代科学编纂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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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底，《楚辞地理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附录部分收入钱穆的《楚辞地名考》、《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方授楚的《洞庭乃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辨》及陈梦家《论长沙古墓时代》等篇目。先生在同年撰写《新莽艺文志》发表于《文教》杂志；《韩文编录原始》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一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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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被聘为广东文献馆广东文物编印委员会委员，9月先生撰写的《潮州先贤像传》由汕头市立中正图书馆出版。先生作《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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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州之学，启自赵德，惜乎图像无存。是编以年代先后为次，自唐大颠禅师至清曾右丞刚甫，凡三十人，并缀各传援据书目于卷末，备参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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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之刊，俾吾州前代巨人长德，于此一帙中，得以朝夕亲炙，申仰止之诚，偿尚友之志，启爱乡之心，长思齐之念，随在皆足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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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撰写《清初潮州迁界考》、《汕头释名》、《潮州历代移民史——民族志之一章》、《潮州滨海地带之冲积》，发表于《大光报·方志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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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2岁，被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先生通过实地考证，收集广东史志书籍、广东方志等历史资料，为整理广东文献做出卓越贡献。在揭阳、兴宁等地勘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完成了《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初稿。为充实其书稿，先生专程赴台湾，访日人金关丈夫教授，在参观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室所藏出土文物中发现，其印纹陶片与潮州的完全一致，并做了详细的对比，得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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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印纹陶片，与潮州似不无关系。据日本国分直一教授语予，台湾印纹文化不止一时期，自社寮岛（基隆）起，环绕东海岸之印纹陶。为较晚期之物，可能非台湾本土文物，而系由浙闽粤传播而来。又前往屏东以南，调查潮州镇及潮人旅台资料。游日月潭等地有《鲲岛欸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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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饶宗颐《文化之旅》中收录了先生一篇散文《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中亦提到本书撰写收集资料的一些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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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抗战胜利之翌年，我回汕头主持修志工作，在揭阳黄岐山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我后来携带陶片到台北帝国大学，和日本考古家金关丈夫、国分直一两教授交流探讨，那时陈奇禄兄还是学生。日人未完全撤退，值魏道明当政，草山仍是一片荒凉，百废待举。我又在南方资料馆搜集有关资料，顺便到屏东南部的潮州郡调查，方才知道该地住民全部都说客家话，不懂潮语。后来于新竹县图书馆见到一本日文书名曰《鸣呼忠义亭》，是记述为清室殉职的客属人物，然后了解施琅入台，继而助清兵平定朱一贵的多是客属人，而说潮语、从郑成功，来自海阳、潮阳、饶平的人们在清代后期几乎全被视为反动而归于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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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高雄县潮州镇——一九四八年访问记》同样记载了台湾潮州镇的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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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献馆计划出版《广东文物》特辑，叶恭绰、简又文向先生约稿，先生以薛中离事迹为题，著《薛中离年谱》，此文后收入《选堂集林·史林》。陈荣捷作英文序言，先生在《跋》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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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离先生为王门高弟，首钞《朱子晚年定论》，刻《传习录》，于师门宗旨，多所敷发。阳明居赣州，先生偕兄俊及群子弟往问业。由是杨骥、鸾兄弟、黄梦星、林文、余善、杨思元、陈明德、翁万达、吴继乔辈，闻风兴起，王学盛创行于岭南，论者咸推功于先生焉。先生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其节概具见《明史》及府县志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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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通过著述，表彰薛中离廉政爱民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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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倾心学术一丝不苟，不管是谁的文章，如果与史料考据有出入的，他都欲与之讨论，余家菊在其著作《大学通解》附录《论郑晓古言类编》中怀疑石经《大学》乃唐伯元伪造。先生在此年随作《与余家菊论石经大学书》一文，提出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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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读尊著《大学通解》附录中《论郑晓古言类编》，疑石经《大学》出于唐伯元伪造。考曙台此书唐彬求赐谥疏，作《大学注释》，嘉庆《澄海县志》作《石经大学解》，《千顷堂书目》及《经义考》均作《石经大学》，名与丰坊伪本同。考唐氏集中自序，实名《古石经大学》，其书旧鲜传本，道光间普宁方耀重刻《醉经楼集》，附刊卷后，始流传于世。书中于经文粗有注解，特欲证《学》《庸》两书，皆孔伋所撰，以申贾逵之说也。书首有论石经疏次序，次载丰坊伪本引虞松等语，又次为经文。核其字句，与丰坊本略异。其经文不删“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而丰本删之，一也；经文前引虞松语首句，不云魏政和，而云正始，二也；所不同者，仅此。所谓古石经《大学》，盖伯元得自吉安邹氏，疏称臣令泰和吉安，知府张振之手古石经《大学》授臣，询其自，乃从今翰林院庶吉士邹德溥为举人时所寄，随录一册笥之，此即丰坊伪本，匪别一石经本也。朱竹垞言丰坊伪石经《大学》，唐氏误信之，上之于朝，足证两书同本。夫丰本之伪，尽人皆知，魏政和三字，素为人所指摘。（吴应宾驳之，见《经义考》）今唐氏此书，独作正始，乃知所传丰本之作政和，盖传写之讹。且旧所传丰坊伪本，其异于注疏本者，在经文倒置，及增入颜渊问仁二十二字，而所省去“此谓知本”十八字，唐氏此书竟存之，又可见此十八字为脱简。丰坊原本，未曾缺也。故论丰坊石经，唐氏此书实其真面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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