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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发表于《东方文化》第六卷第三期，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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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甲骨录遗》，发表于《东方文化》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后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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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坛点将录》，发表于《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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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姜白石词》，发表于《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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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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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登楼赋〉重研》发表于《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又见《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庆祝朱家骅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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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论摭佚——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期，以《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六朝文论摭佚》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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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白石词管窥》，发表于香港《文学世界》第六卷第三期宋词专号上编，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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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非印度围陀三声论》，发表于香港《东方》第十三期，改订版《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发表于《中国语文研究》第九期，后收录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梵学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五·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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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探原》，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又发表于台北《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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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集释：原道第一》，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以《〈文心雕龙·原道篇〉疏》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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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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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夔州诗》，发表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七号杜甫专号，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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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谱校记》，发表于香港大学学生会《金禧纪念论文集》，又见《舞蹈艺术》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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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应聘为印度蒲那班达迦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先生开始印度之旅，与法籍学生汪德迈（Léon Vanden meesch）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他们在印度住了几个月，当时先生不清楚中印关系紧张，同柬埔寨高僧一起出门，高僧穿黄袍，被印度人用石头打，他们认为是打中国人，先生因留有胡须而幸免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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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先生帮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时，阅读大量词的著作，并将特别的词摘录下来，为撰写著作积累资料。词籍编集前人未曾涉足，先生决心编一本词的目录。编著成《词籍考》是一个创举，它甚至影响了先生后来在法国编写的《敦煌曲》。《词籍考》由香港大学出版，此书为词籍目录版本的记录，录入词人的生平、词派、词话、评论等内容，《词籍考》则为学术史上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打下了扎实基础。香港大学赵尊岳和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为该书作《序》，吉川幸次在《词籍考·序》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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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教授之书，诚可谓读书者之目，自此以后，读词者必发轫于此，犹30年前幸次郎之读词，发轫于钓师之《词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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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尊岳在《词籍考·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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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万里十年之心力，奠一家绝学之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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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及傅汉思也为此书作了英文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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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后，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白春晖（V.V.Paranjpe）慕名而来，尼赫鲁与毛泽东会面时，他曾任翻译。白春晖同先生谈得来，他提出跟先生学习《说文解字》，作为交换先生向他学习梵文，这是一段语言交换学习的因缘。经过三年学习，先生掌握了婆罗门经典，后来先生在印度又跟白春晖的父亲（Prof.VGParanjpe）学了Veda，即《梨俱吠陀》（明颂之意），为纪念此段经历，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梨俱室”。在印度之行中，虽中印关系当时多有冲突，但对印度学研究卓有建树的人很受印度人的尊敬，先生凭借其在法国的学术地位及印度学研究员身份，在汪德迈的帮助下，顺利到了印度中部、南部、东部，又辗转游历了锡兰、缅甸、柬埔寨、暹罗等国，将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考察了一遍。历史上中国的玄奘没有到过印度的南部，法显也只去过西南部，先生对此行与历史中的玄奘、法显等人区分开来，他认为他们是站在佛教的立场看印度，而先生自己是以一个历史学家来看印度文化，按他的话说是“我到天竺非求法”，先生认为中国的禅宗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创造，与印度完全不相干，而先生对中国禅宗的看法，是看重它的另一方面，即生活艺术，他认为，在艺术方面能够引起中国文人的共鸣，比如语言艺术，苏东坡、黄庭坚等都运用得非常好，借相反的言语或是借描绘他物制造一种新的境界，除了语言艺术，还有书画艺术中的禅境，开拓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新领域。先生掌握梵学、佛学，着手翻译了《梨俱吠陀》经，发表了大量论文。《梵学集》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前沿，先生发现梵文的四流音与中国历代文学的重要联系，对陈寅恪四十年前的权威论述，四声外来说，提出异议，为中古音韵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在印度之游中，先生游山历水，有感而发，多有吟咏之作，在1965年编成《佛国集》，其诗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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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秋，读书天竺，归途漫游锡兰、缅甸、高棉、暹罗两阅月，山川风土，多法显、玄奘、义净所未经历者，皆足荡胸襟而抒志气。鸿爪所至，间发吟咏，以和东坡七古为多；盖纵笔所之，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迈往之情，不期而与玉局翁（东坡）为近。间附注语，用资考证；非敢谓密于学，但期拓于境，冀为诗界指出向上一路，以新天下耳目，工拙非所计耳。游践所及，别有行记，绝壤殊风，妙穷津会，非此所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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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马裔孙佞佛，抄撮内典，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篡诸经要言为《佛国记》，见《旧五代史》一百二十七，窃显师书名。兹则僭易之，改称《佛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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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首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并指出刘勰文艺思想受佛教影响。在此阶段，先生主编的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金禧纪念专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出版，收录了先生1952年至963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论文共5篇，其中《文心雕龙探原》和《〈文心雕龙〉原道篇集释》后收录至《文辙·文学史论集》。撰写《灵渡山杯渡井铭》、《杯渡禅师事迹与灵渡寺始末》收录在《固庵文录》。《南山诗与昙无谶马鸣佛所行赞》，发表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九号，先生首次从文献根据上揭示韩愈诗歌受佛文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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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先生从印度东返，经缅甸、柬埔寨到泰国，在泰国曼谷作首次学术讲演，题目为《禅门——南北宗之汇合与传播》，泰国华宗佛教宗长普净率众僧参加，许多侨领、贤达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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