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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发表于《东方文化》第六卷第三期,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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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甲骨录遗》,发表于《东方文化》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后收录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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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坛点将录》,发表于《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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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姜白石词》,发表于《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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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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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登楼赋〉重研》发表于《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又见《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庆祝朱家骅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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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论摭佚——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期,以《刘勰以前及其同时之文论佚书考——六朝文论摭佚》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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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白石词管窥》,发表于香港《文学世界》第六卷第三期宋词专号上编,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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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非印度围陀三声论》,发表于香港《东方》第十三期,改订版《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发表于《中国语文研究》第九期,后收录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梵学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五·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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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探原》,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又发表于台北《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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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集释:原道第一》,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大学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以《〈文心雕龙·原道篇〉疏》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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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发表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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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夔州诗》,发表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七号杜甫专号,后收录入《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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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谱校记》,发表于香港大学学生会《金禧纪念论文集》,又见《舞蹈艺术》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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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应聘为印度蒲那班达迦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先生开始印度之旅,与法籍学生汪德迈(Léon Vanden meesch)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他们在印度住了几个月,当时先生不清楚中印关系紧张,同柬埔寨高僧一起出门,高僧穿黄袍,被印度人用石头打,他们认为是打中国人,先生因留有胡须而幸免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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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先生帮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时,阅读大量词的著作,并将特别的词摘录下来,为撰写著作积累资料。词籍编集前人未曾涉足,先生决心编一本词的目录。编著成《词籍考》是一个创举,它甚至影响了先生后来在法国编写的《敦煌曲》。《词籍考》由香港大学出版,此书为词籍目录版本的记录,录入词人的生平、词派、词话、评论等内容,《词籍考》则为学术史上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打下了扎实基础。香港大学赵尊岳和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为该书作《序》,吉川幸次在《词籍考·序》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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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教授之书,诚可谓读书者之目,自此以后,读词者必发轫于此,犹30年前幸次郎之读词,发轫于钓师之《词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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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尊岳在《词籍考·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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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万里十年之心力,奠一家绝学之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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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及傅汉思也为此书作了英文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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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后,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白春晖(V.V.Paranjpe)慕名而来,尼赫鲁与毛泽东会面时,他曾任翻译。白春晖同先生谈得来,他提出跟先生学习《说文解字》,作为交换先生向他学习梵文,这是一段语言交换学习的因缘。经过三年学习,先生掌握了婆罗门经典,后来先生在印度又跟白春晖的父亲(Prof.VGParanjpe)学了Veda,即《梨俱吠陀》(明颂之意),为纪念此段经历,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梨俱室”。在印度之行中,虽中印关系当时多有冲突,但对印度学研究卓有建树的人很受印度人的尊敬,先生凭借其在法国的学术地位及印度学研究员身份,在汪德迈的帮助下,顺利到了印度中部、南部、东部,又辗转游历了锡兰、缅甸、柬埔寨、暹罗等国,将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考察了一遍。历史上中国的玄奘没有到过印度的南部,法显也只去过西南部,先生对此行与历史中的玄奘、法显等人区分开来,他认为他们是站在佛教的立场看印度,而先生自己是以一个历史学家来看印度文化,按他的话说是“我到天竺非求法”,先生认为中国的禅宗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创造,与印度完全不相干,而先生对中国禅宗的看法,是看重它的另一方面,即生活艺术,他认为,在艺术方面能够引起中国文人的共鸣,比如语言艺术,苏东坡、黄庭坚等都运用得非常好,借相反的言语或是借描绘他物制造一种新的境界,除了语言艺术,还有书画艺术中的禅境,开拓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新领域。先生掌握梵学、佛学,着手翻译了《梨俱吠陀》经,发表了大量论文。《梵学集》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前沿,先生发现梵文的四流音与中国历代文学的重要联系,对陈寅恪四十年前的权威论述,四声外来说,提出异议,为中古音韵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在印度之游中,先生游山历水,有感而发,多有吟咏之作,在1965年编成《佛国集》,其诗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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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秋,读书天竺,归途漫游锡兰、缅甸、高棉、暹罗两阅月,山川风土,多法显、玄奘、义净所未经历者,皆足荡胸襟而抒志气。鸿爪所至,间发吟咏,以和东坡七古为多;盖纵笔所之,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迈往之情,不期而与玉局翁(东坡)为近。间附注语,用资考证;非敢谓密于学,但期拓于境,冀为诗界指出向上一路,以新天下耳目,工拙非所计耳。游践所及,别有行记,绝壤殊风,妙穷津会,非此所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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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马裔孙佞佛,抄撮内典,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篡诸经要言为《佛国记》,见《旧五代史》一百二十七,窃显师书名。兹则僭易之,改称《佛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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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首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并指出刘勰文艺思想受佛教影响。在此阶段,先生主编的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金禧纪念专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出版,收录了先生1952年至963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论文共5篇,其中《文心雕龙探原》和《〈文心雕龙〉原道篇集释》后收录至《文辙·文学史论集》。撰写《灵渡山杯渡井铭》、《杯渡禅师事迹与灵渡寺始末》收录在《固庵文录》。《南山诗与昙无谶马鸣佛所行赞》,发表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九号,先生首次从文献根据上揭示韩愈诗歌受佛文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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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先生从印度东返,经缅甸、柬埔寨到泰国,在泰国曼谷作首次学术讲演,题目为《禅门——南北宗之汇合与传播》,泰国华宗佛教宗长普净率众僧参加,许多侨领、贤达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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