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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至26日，日本二玄社在东京主办“饶宗颐教授个人书画展”，并出版《饶宗颐教授个展作品特集》刊载于日本东京近代书道研究所的《书道グラフ》第廿五卷第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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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先生应邀赴成都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先生宣读的论文题为《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推论该写本六十四卦排比次第，对《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一文提出补充意见，另外比较了马王堆帛书本《易经》和汉“中古文本”《易经》的异同，并高度评价了马王堆帛书本《易经》的价值，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先生根据一片帛书，写出这篇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章。会议结束后，9月28日开始，先生选择第一个目的地——兰州，他认为那里是敦煌学的发源地，敦煌学在先生学术领域里所占比重很大，因为学术情结的关系，兰州一直是先生朝思暮想的地方。到兰州后，先生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黄河大桥、北塔山、又参观了千佛洞和莫高窟壁画艺术和馆藏写经。先生认为在敦煌壁画中，不同年代的人物典故、动植物场景经常重复出现，结合《敦煌白画》比对，就能清晰辨识哪一种艺术技法始于哪个朝代的哪位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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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先生抵达西安，参观陕西省博物馆，登上了慈恩塔，后转入河南，游历洛阳、郑州、登封、开封和安阳。中旬，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书20个字的摹本，都是古文字，馆长谭维泗让先生尝试做解释，先生立刻写出了“民祀佳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敕（陈），经天尝（常）和”二十个字，解决了一个天书问题。后来即为之作《曾侯乙墓器漆书文字初释》，加以考证，发表于1983年《古文字研究》第十期。在博物馆，先生还参观了在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剑上有“越王鸠浅自作用剑”的字样，先生遂作《越王勾践（鸠浅）剑铭（并序）》，其文收录入《固庵文录》，后收录入《清晖集》骈文集，其文并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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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于战国墓中出土竹简多枚，并宝剑一。铭云：“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简册屡言：“为固（贞），为固祷”，知墓主为邵氏，或谓是楚将昭滑，疑未能决也。余以己未仲冬，漫游武昌，博物馆舒之梅君捧剑出示，缀以绿松之石，缀以琉璃之珠，旷代奇宝，光艳夺目，喜而为之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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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东取越，由于怀王；俘其重器，绵历江湘。沼没火散，星沉匣亡；一旦发塚，遍地生光。锋曾尝胆，刃早吐芒；目卧攻蓼，足寒渍汤。王气既苏，所向无当；宿耻以雪，威临八荒。鸟篆泐名，价逾干将；明器满坑，观者如墙。尘封简册，文字黯；虎吼龙鸣，响应靡常。贯虹犹晓，衔铁欲霜；远来觏止，贞祷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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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以诗文述考古之学，对越王剑何以会在楚地出土进行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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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博物馆的支持下，1982年和1985年先生与曾宪通合作，先后写成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以上二书是研究秦简日书以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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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上午，先生在武昌参加了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继而游历了三峡地区，登临传说中钟子期听俞伯牙鼓琴的琴台，在此先生赋文《琴台铭》。北上游京华，东游江浙，西出玉门，五岳登其四，穿梭于南北东西诸京之间。在常熟作《常熟吊柳蘼芜文》，文收录入《固庵文录》，后编入《清晖集》骈文集。其文后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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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余自苏州来游虞山。虞山者，《越绝书·吴地传》云：“巫咸所出，虞故神出奇怪”者也。既展“明赠宫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见其墓旁有记：“公讳世扬，字偁孝，号景行，邑庠生。子谦益，孙上安，曾孙锦城俱祔葬。嘉庆廿四年七月，奚浦鹿园两支族同立石。”盖牧斋之没，祔于其父之侧，遵王时有所忌讳，不敢竖碑。至嘉庆间，方由宗族立碣，而钱泳所立者但题曰“东涧老人墓”，旁记“集东坡先生书，尚湖渔者题”。仍有所畏忌也。翁相国同和与牧斋为同乡，有《东涧老人墓》五律云：“秋水堂安在，荒凉有墓田。孤坟我如是，（注“墓与河东君邻”）独树古君迁。题碣谁摹宋，居人尚姓钱。争来问遗事，欲说转凄然。”钱氏后人之萧条，于兹可见。诗中“君迁”，用庾信《枯树赋》。其乡人谓余，常熟县城犹有河东街，以蘼芜所居得名。而其墓在拂水岩，与东涧相去数武，规模宏伟，则为陈文述官常熟令时所修，今亦倾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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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斋《投笔集·后秋兴》之三第三首自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以赀之，始成一军。”又与瞿式耜密通。瞿氏《报中兴机会疏》，述牧斋寄彼书有“楸枰三局揣摩”之语。此河东君与海上交往之证据。牧斋晚岁极艰窘，其尺牍《复林茂之》至云：“困无斗粟，天地间第一穷人，人不知也。”《致王士禛札》，却秋柳和诗之请，称“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十指如锥，却拜尊命”。观柳如是自缢前所书遗嘱，竟云：“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河东君卒出于死之一途者以此。（具见周法高考证）。章钰《四当斋集》谓：“牧翁应死不死，（河东）君虽被迫，不必竟出于死。”一则不必死而竟死，一则当死而不死。牧斋初惜其一死，晚且恨其迟死，（《后秋兴》之十二），终腾后来无穷之谤，可慨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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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同情才情出众的柳蘼芜的悲惨结局，与此同时寄托游历中思往贤的感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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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历时三个月，走了14个省市，参观33座博物馆，接触大量考古文物资料。先生至今仍感恩吴南生书记的安排，使他能饱览自己国家的山川胜迹，完成中国文化之旅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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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先生被澳门东亚文学院聘为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客座教授。同年，先生赴山西太原参加“中国古文字研讨会第四届年会”。先生此次游览了五台山，并与陈伟湛游晋南各地，进行一个月的考察，此次考察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周民族的发源地的问题，由于钱穆先生之前认为“西周文化发源于汾河”，先生亲赴实地考察验证自己学说的准确性，并认为只有经过实地考察才能有真实的感知，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通过实地调查能够增补或修改书本里面记载有误的文献资料。另外先生拜谒了司马光故乡夏县，而黄河的对岸，则是司马迁的故居，两位司马隔河对望，先生在黄河岸边拜谒两位伟大的史学家，穿越时空与两位史学巨匠精神交汇，这是先生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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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期间，另有一事让先生深信缘分的存在：大同华严寺的藏经柜前，恰好藏着龙藏本（刻于清雍正十一年）《金光明经》与皇兴写经相合的卷秩，赫然入目的卷首序题让先生不敢置信，上面写道：“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这序题的宋代元丰年间僧人“宗颐”的法号正是先生用了60多年的名字（其年先生64岁）。略作翻检，便又在《百丈清规》卷八也同样看到这位大师的法名：“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正因这一因缘，先生治印一方：“十方真定是前身”，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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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编著的《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法国远东学院分别以“史料丛刊之二”和期刊127号共同出版。先生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个人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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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先生参加夏威夷的“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并提交《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的论文，后赴北京与李一氓商谈“全明词”的事宜。此年先生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中文系誉休讲座教授衔并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同时，国务院聘请先生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院员等职务，先后有5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及大专院校聘请先生为顾问、讲座或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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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堂集林·史林》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录论文59篇，附记4篇，是继钱钟书《管锥编》之后又一学术巨著，学术界将这两部著作称为“南北学林双璧”。与曾宪通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研究“日书”的第一部著作，对日书中的“建除”、“稷辰”等二十多个项目，进行透彻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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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游黄山等地并到合肥会晤赖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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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先生应邀出席在兰州举行的首次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并被聘为顾问。《敦煌书法丛刊》陆续由日本二玄社出版，该丛刊从1983年5月至1986年1月，每月出版1册，每册都有先生作出的“解说”，这是从书法的角度，将敦煌卷子中选出的一批精品汇编而成的一部选集，许多材料都是新的，比如唐太宗的《温泉铭》、贞观年间的《千字文》等等。这些材料，不仅为书法史上提供大批文献，也因为其材料是分类编辑的，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丰富宝贵的资料。丛刊共录入“拓本”一册、“韵书”一册、“经史”十册、“书仪”一册、“牒状”二册、“诗词”一册、“杂诗文”一册、“碎金”二册、“写经”七册、“道经”三册等，收录敦煌卷子152件。对入选本书的标准，先生在《序》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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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书法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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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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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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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写卷的书法中，先生认为好的东西其实不多，只有经过披沙拣金的收集，才能发现较好的作品，对于佛教徒与道教徒的书法比较，先生觉得道教徒的字要比佛教徒的好，因为道教的书法从晋代起就是有传统的，如果道教书法能够发扬光大，应该比佛教书法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