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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堂集林·史林》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录论文59篇，附记4篇，是继钱钟书《管锥编》之后又一学术巨著，学术界将这两部著作称为“南北学林双璧”。与曾宪通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研究“日书”的第一部著作，对日书中的“建除”、“稷辰”等二十多个项目，进行透彻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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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游黄山等地并到合肥会晤赖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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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先生应邀出席在兰州举行的首次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并被聘为顾问。《敦煌书法丛刊》陆续由日本二玄社出版，该丛刊从1983年5月至1986年1月，每月出版1册，每册都有先生作出的“解说”，这是从书法的角度，将敦煌卷子中选出的一批精品汇编而成的一部选集，许多材料都是新的，比如唐太宗的《温泉铭》、贞观年间的《千字文》等等。这些材料，不仅为书法史上提供大批文献，也因为其材料是分类编辑的，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丰富宝贵的资料。丛刊共录入“拓本”一册、“韵书”一册、“经史”十册、“书仪”一册、“牒状”二册、“诗词”一册、“杂诗文”一册、“碎金”二册、“写经”七册、“道经”三册等，收录敦煌卷子152件。对入选本书的标准，先生在《序》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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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书法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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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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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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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写卷的书法中，先生认为好的东西其实不多，只有经过披沙拣金的收集，才能发现较好的作品，对于佛教徒与道教徒的书法比较，先生觉得道教徒的字要比佛教徒的好，因为道教的书法从晋代起就是有传统的，如果道教书法能够发扬光大，应该比佛教书法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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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世纪书法的出路，先生认为经历过帖学、碑学之后，21世纪的书法应该是简帛学的天下，即竹简、帛以及马王堆出土的各种帛，由于其书法是随意写出，往往不受规范约束也能够浑然天成，这对于本已经程式化的书法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机会，在先生晚年的书法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其在这方面的用功之处，将书法的创作回归到简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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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先生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美人文科学会议，作了《清初广东指画家吴韦与铁岭高氏》的英文提要稿演讲；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会，宣读《礧字说》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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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虚白斋藏书画选》（注：虚白斋为香港书画鉴藏家刘作筹斋名）在日本二玄社出版。先生与青山杉雨、谷村熹斋、江兆申精心挑选，渡边隆男、西岛慎一协同编纂，先生对其中的145幅作品作了解说。中、日文作品解说：饶宗颐、新野岩男，英文解说：饶宗颐、屈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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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先生应邀出席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学术讲座，作了《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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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年中，先生在马来西亚太平举办个人书画展。应聘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浙江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4月，先生到大陆参加上海复旦大学《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鸠摩罗什通韵与〈文心雕龙·声律篇〉》的演讲，以“四声说起于悉昙”作为论点，后将此文作了补订写成《鸠摩罗什通韵笺》，文章收录入《梵学集》。在此次研讨会上，王元化取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文心雕龙》元至正本影印本送给与会来宾，先生随之作《跋》，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收录入《固庵文录》，更巧的是，其门人刘健威购得朱希祖旧藏之元至正嘉兴路本《吕氏春秋》，先生认为此书与元至正本《文心雕龙》为刘贞同时期所刻。先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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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贞至正本《文心雕龙》，日前于上海图书馆欣获快睹，今又得见其同时刊刻之《吕氏春秋》，同一月中，两元本均得寓目，可谓翰墨因缘，无巧不遇，因喜而书之，志余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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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先生赴河南参加安阳殷墟笔会与商史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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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东亚大学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史部，任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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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选堂选集》，在台北弥勒出版社出版，列为“现代佛学大系”第5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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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因赏梅之约，先生同梁锲斋、程十发到邓蔚、兰亭、禹庙、天一阁游览。登会稽山、石城山、天台山、赤城山、雁荡山、显胜门绝顶，游昆山亭林公园、放鹤亭、国清寺、方广寺、观音阁、白堤等胜景，再到浙东等地，途中先生作诗怀念好友戴密微，并将诗作整理成《江南春集》（4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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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作以《曾侯乙钟铭与中国文化》为题的演讲；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第二届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会议”，先生作为主席成员之一。会议结束后，先生游丝绸之路古迹、交河故城遗址。又在摄氏43度高温下，踏上戈壁，走过火焰山。先生风趣地说：“自己身体还好，不用借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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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席在扬州举行的“古琴打谱学术会议”，并赋有《水调歌头》寄京中琴友之词；12月，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主办的“现代道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在会上宣读了《南戏戏神咒，“啰哩”之谜》的论文，发表于《明报月刊》，后收录入《梵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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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被暨南大学聘为文学院顾问，被深圳市政府聘为深圳博物馆名誉馆长（后力辞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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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还有各种学术论著出版，最主要的是《楚帛书》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楚帛书》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标志着楚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是与曾宪通的合著本，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之四”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曾侯乙墓钟的钟磐铭辞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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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画著作和活动方面，先生的《选堂扇面册》在香港芥子居出版，《重印〈黄河图〉略说》为在日本二玄社出版的《黄河流势图》做了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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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内所绘人工渠之“中河”，描述甚是详悉，故知必为康熙二十七年靳辅治河时所浚之漕渠。又靳氏幕客周洽于康熙二十三年花四阅月工夫，历兖、豫、雍、冀四州之地，调查摭绘，与是图所叙述地理大体一致。故推知此图可能出自周洽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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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联书店主办“饶宗颐个人书画展”。韩国东方研究会在汉城利马美术馆举办“选堂韩国书画展览”。三十二尺巨幅荷花此时创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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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学方面，先生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作《〈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一文，赞赏该书在元明清戏曲史的研究史上的价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