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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昭明以沉思翰藻为文，“以文辞之封域相格”，唐以来变本而加厉，自宣公、昌黎、柳州、宾客诸集外，学与文歧而为二，无论偶体或散文，凡一家为一集者，往往以文为主也。宋儒见理邃密深沉，《晦庵集》选言雅驯，诚文以载道者之雄。《水心集》之言经制者次之。下此者黄茅白苇，治学者文不工，能文者中无实，一命文人，便不足观，别集云者，遂为博学高流所诟病，非无由也。曼珠一代，集部如林，张广雅《轩语》称其中有实用胜于古者，特举朱彝尊、方苞、杭世骏、卢文弨、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翁方纲、李兆洛、全祖望、顾广圻、阮元、钱泰吉、武亿、严可均、张澍、洪颐煊、包世臣、曾国藩之撰，谓其或可为掌故之资，或可为学术流别之镜，或可考辨群书义例、古刻源流，或可正史传之差误。此诚可谓见其荦荦大者。而独以专集属之词章家，则隅见矣。刘《略》诗赋，固词章也，亦何害其为一家言之近于诸子也。广雅列举朱氏以下诸家之书以别于专集，而其书实皆别集，并明标集之名者也。歧学术与文章为二，宜其论之自陷于矛盾而不能中肯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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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文质彬彬，融两者于一冶，则在胜国二百数十年中，殆无逾于汪中《述学》之美且善者。《述学》不称集，而实集也。其书既有平章子部之文，为清学创辟蹊径，复有美文，睥睨三唐，世尊为八代高文，独出冠时。斯诚别集之翘楚，上承先秦诸子暨屈赋之脉者。《定庵文集》亦其亚，则揭文集之名矣。晚近王国维《观堂集林》，允称独步，《海日楼文集》、《太炎文录》，亦名世巨帙，斯皆言其学之精兼文之美者。《寒柳堂文集》，时流所重也。其学淹贯中西，信为弘博，而文差不逮，持较乃翁《散原精舍文集》之雅言，则有间矣。此可知文质并茂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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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今读选堂饶先生《固庵文录》，乃喟然叹曰：此并世之容甫与观堂也。抑又有进者，容甫生今二百年前，其学固不能不为乾、嘉学风之所囿。观堂生近世，精殷墟甲骨，考古史，通域内外于一杭，融文史哲为一境，世推为现代学派之祭尊与开山，良非虚誉。然观堂之学，究不能谓其为广大教主，无所不包，峻不可攀，河汉无极也。如释藏道笈，即非其所措意矣。沈、章钜子，殚精国故。亦探梵典，而不谙西国之文，则创新遂不能与观堂敌。今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寒柳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于文章尔雅，二家更将敛手。斯录也，都俪体篇、散体篇于一帙，其为赋十三篇，皆不作鲍照以后语，无论唐人。其余颂、赞、铭、序、杂文、译文，皆能以古茂之笔，抒新纪之思。所颂者如法南猎士谷史前洞窟壁画，所赞者如马王堆帛书《易经》，所序者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所译者如《梨俱吠陀无无颂》、《近东开辟史诗》，非寻常笃古之士所能措手也。俪体得此，别开生面。容甫如见，得毋瞠目。至其散体，所考释者，自卜辞、儒经、碑版以迄敦煌写本；所论说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论、词学、笺注、版本，旁及篆刻、书法、绘画、乐舞、琴艺、南诏语、蒙古语、波斯语，沉沉夥颐，新解澜翻，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视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百世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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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以余不学，以文录序言，诿相属。余反复循诵，有如《大智度论》所云：如入宝山，自在取宝。不辞弇陋，敢为引喤。盖将为当代学苑悬此鹄的，并为集部树中天之帜也。先生啸傲于红香炉顶，俯视海天，鲸度浡潏，百灵狂沸，其将许我拍肩，逌尔一笑，以为若斯人者，始可与言集部也矣。辛未季夏，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时年八十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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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友人陈槃对《固庵文录》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固庵文录·书后》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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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能文事者盖寡。固庵崛起岭表，早岁以诗赋倚声鸣于时。张大千六十寿辰，固庵步昌黎《南山诗》一百二十韵以祝嘏，伍叔傥见之，叹为咄咄逼人。其执教于耶鲁大学也，三月间遍和《清真词》一百二十阕，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固庵精熟文选理，以选名其堂，所作沉博绝丽，挹让于陆、潘、任、沈之间。自幼好汪容甫，揣摩功深，读其《马矢赋》，如哀盐船文；吊贾生文如吊黄祖，萧瑟江关，情文肫挚，信为可传之作。固庵足迹遍天下，中岁浪游天竺，复蹀躞蒲甘安哥窟之旧墟，为法显奘师行记之所未及。其译吠陀无无颂，以庄生俶诡之笔出之，更能于旧译中，开出新貌。若其孤怀闳识，感怆古今，论周家享有八百年之久者，以不敢自外于天道；论宋后大学地位之隆，出自温公启迪之功，凡此皆发人所未发。今读其集，比之清人，惟孙季逑、凌次仲可相匹敌。余交固庵逾三十年，论文论学，旨趣合，共耽古史，敏求不怠。而固庵涉猎东西古文字，驰骋百氏，所造独深，尤余之所心折。固庵书既刊成，观其题目，崭新可喜，已令多士奔走骇汗，又况文辞之美，把玩无，大有裨于史学。世有知音，当不河汉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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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庵文录》正如陈槃先生所说的“揣摩功深”、“情文肫挚”，先生文章之功一目了然。同时，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亦作《固庵文录·后序》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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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作品，描写生活的各个方面，风格高浑，摛辞精练，内涵深刻，此文痛民族之劫难，寓志士之贞心，实为难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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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固庵文录》收录先生一些学术上见解的文章，比如《格物论》，其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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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则群物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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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阐格物之义无如此段之深切。格物者，物来而应之以正。必也能化物而别物。……以是立己，则物来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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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八条目，自格物以至修身，胥成身之事，成身之道，莫切于“不过于物”一语，故首言格物，是格物之义，非斤斤着力于一事一物之际，而必有合于宇宙真理之原则性，故《哀公问》论成身之要，必贵乎天道。……天道如此，人能弘之，要在“不过乎物”而已，是《易》道也。故知“格物”之义，通乎《易》，贯乎天人，非仅假诸外物而能得者也。此据天人合一之义言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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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先生亦有《说格物》一文，以“祥瑞”说的原始巫术思想为背景，深扣“格物”说的起源以及发展，而先生之文则主张“研经之法，莫如以本经正本经”，与裘先生之文的创新相比，先生更注重的是中国原儒精义的融会贯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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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书画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辑录先生临摹敦煌白画的作品、对八大山人画风追寻的作品以及模仿明代书法家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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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书画集》可以与《画》各篇章相印证，比如《画》中的《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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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中以“骨法用笔”为最基本条件；国画的特色是由笔、墨产生气韵。笔为骨、墨与色为血肉。潘天寿认为“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是很对的。但主要还是以行笔的线条为主，线条的厚重、轻倩、刚健、婉丽，形成不同的风姿，此即所谓“线条美”，事实上因各人的性格和书法训练而异途发展，形成多彩多姿各具不同的表现，从笔的本质上看来，画笔和画风二者往往保存着对应关系。可以说画家在书法上的训练，他的爱好、取舍方向，配合个性，造成行笔的习惯，以此决定他的画笔的特色。许多人都知道书、画同源，但行笔的工夫及其形成的过程，在画面上的运用诸问题，很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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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上承元人遗绪，书与画的结合，比宋代又推进一步。赵孟頫已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的写法，倪迂折带皴，以侧笔取姿，王蒙杂树简直是以草法入画（指《青卞隐居图》），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例子。线条美在画面所扮演的主角地位，逐渐为人所重视，到了明代发挥更为淋漓尽致，“笔墨”的条件作为中国画的核心，明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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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画家亦兼为书家，如文、沈以至晚期的董其昌、八大山人，都是双轨并进而有高度的成就。有的原为大书家，余事作画，像王铎、张瑞图、傅山之流，画亦卓然可观。至于画家而工书者更比比皆是。明代大画家无不讲究“用笔”。唐六如论画云：“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可谓知言！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一“论用笔”即有十八则，虽然论书，移以论画，许多道理，正自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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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略举一些重要及较少被人注意的画家，从他的书法造诣可以看出他们画笔所由形成的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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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绂 山人工写竹。自言：“画竹之法，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六如画谱》）全用书法来譬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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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钰 其七言草书（《古代书画图目》二·〇三一七）遒劲流转，画笔亦如之，涩中带润、柔中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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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绶 行草书运笔浑圆、干湿兼施（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三二五、三二六）。山水、竹石学吴镇，行笔路数至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