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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所言之兰，虽未之识，然亦云似泽兰，今处处有之。蕙则自为零陵香，尤不难识。其与人家所种，叶类茅而花有两种如黄说者，皆不相似。……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时而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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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兰，楚辞的兰，都指泽兰，乃属于菊科之兰草，即Hemp Agrimony，其香在茎叶，故可纫而佩之，今之春兰，香在花而不能佩。山谷所指及花光所写之兰，则是春兰，原属兰科，二者釐然大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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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地位，被人抬高，和屈原似有深切关系，宋人开始写兰，亦与宋时楚辞学的发展不无因缘，吴仁杰著《离骚草木疏》一书，即隐寓薰莸异臭之旨。仁杰为淳熙进士，朱子之门人。朱子注离骚，同属此时，二人的用心略同。惟仁杰书仍采山谷之说，对于兰之为泽兰异于春兰，仍未能深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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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谱之书，《群芳谱》所引，不一而足，此外王寅《兰谱论》写叶之法，须合刚柔，陈逵《墨兰谱》，旧说有凤眼螳肚诸名色，文人墨戏，宁拘成法。清季许鼐龢著《兰蕙同心录》，举常州屠氏（用宁）有《兰蕙经》，余姚黄氏有《兰蕙谱》等书，余皆未见过。许氏之书，详其品目，皆属春兰。又备述种兰养花经验，更为难得，惟题曰《楚骚遗韵》，仍蹈前人之习。自花光和尚以后，画家写春兰，而题以离骚纫兰和香草，把兰科的春兰与菊科的泽兰，误混在一起。可谓不辨菽麦。如果有人图绘星洲的Orchid而题上滋兰九畹一类诗句，岂不笑破肚皮。春兰之认作泽兰，习俗积非，至今不改，虽有朱子纠正于前，李时珍指摘于后，至吴其濬亦把这一问题，交代得很清楚。可是写兰的人仍然不去理会，岂非艺术与求真二事完全脱节，这是需要再行澄清一下。写兰和写竹，已成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传统，大家已惯写春兰，在艺术本身自有它的独立价值，可是题句，似乎不妨加以斟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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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季羡林传》作序，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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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肤浅的考虑，常见的学问家，可能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才士型，一是辩士型，还有探险家型，或者是会计师型……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上面的哪一类型。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即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好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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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是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物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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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坤卦》的文字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所置喙。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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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被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第一届终身艺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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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山大学题写“郁文堂”并作关于“郁文堂”中“郁”字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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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先生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词与画·唐宋词三百首》题签并作序文，并且为其中李繤的《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障）、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朱敦儒的《好事近》（摇首出红）以及吴文英的《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配画，将词作作为书画的题材，表达词中的“词意”，作为心理“词余”、“书余”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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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3年，先生就曾作《诗意与词意——以词入画》一文，阐释了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词意”，此文后来收录入《澄心论萃》，在其中先生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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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称曰“词意”。其事宋人已有之，楼钥《攻愧集》卷七十称孙浩然的“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一词。王诜尝画此《离亭燕》词意，作《江秋晚图》。此词他处作李昇，一作李升（《全宋词》页一一一）。“词意”二字，始见于此。后来画家用“词意”二字作画材的，有沈周《渔家傲词意图》，《柳梢青词意图》（《式古》卷二五）。清钱载写墨兰题云：《玉田词意》（《故宫目》五，页五六九。）清余集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轴》（《瓯钵》3/15).……明人善画古人词意，如董玄宰画太白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大观录》一九）及写宋人词册王半山词十一首（《续梨》六），都是重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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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古人“若合一契”，以画证词，以词入画，使词与画相得益彰，所谓虽世殊事异，然兴怀其致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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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历明《明清实录潮州事辑》一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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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参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各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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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至9日，赴北京，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发表论文《贞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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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荣获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办的“中华文学艺术金龙奖”的“当代国学大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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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为西藏拉萨孔夫子医院题辞：“健康是人民的财富，人民是国家的生命”，立于医院大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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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奔赴河南，出席了在孟州举行的“韩愈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作演讲，会后，先生游韩园、孟津和三门峡市，并为韩愈墓题写“湘子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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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出席了在四川大学徐中舒百岁诞辰纪念会，访问了四川博物馆以及三星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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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在澳门参加了“澳门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作《曹宪与文选学》的演讲。同月，先生出席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东亚玉器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提交论文《中国玉文化研究的二三问题》，在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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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先生应邀，出席在广东博罗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作《罗浮山道教与香港的学术渊源》的演讲。同月，先生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中华炎黄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从出土资料追踪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脉试论》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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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美国曾有大学为此书召开研讨会。此书于2000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2003年又由小早川三郎翻译成日文版《汉字树：古代文明と汉字の起源》在东京株式会社アルヒフ出版，这是一部用30年工夫炼成的跨世纪著作。先生在书中，审视与利用了海内外有关陶符、图形文的考古发现，说明文学起源的多元化及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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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图书馆（原广雅书局）有陶濬宣所撰一副楹联，因年代久远遗失上联，仅存下联：“天开东壁，聚丹黄满架，此中有百宋千元。”先生应馆长请求，特补撰上联：“地近南园，会诗酒高朋，是能读三坟五典。”上下联终于合璧，了却该馆之憾事。为支持泰国潮安同乡会的文化建设，先生为该会新建成的“藏书楼”题写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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