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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先生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词与画·唐宋词三百首》题签并作序文，并且为其中李繤的《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障）、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朱敦儒的《好事近》（摇首出红）以及吴文英的《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配画，将词作作为书画的题材，表达词中的“词意”，作为心理“词余”、“书余”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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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3年，先生就曾作《诗意与词意——以词入画》一文，阐释了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词意”，此文后来收录入《澄心论萃》，在其中先生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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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称曰“词意”。其事宋人已有之，楼钥《攻愧集》卷七十称孙浩然的“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一词。王诜尝画此《离亭燕》词意，作《江秋晚图》。此词他处作李昇，一作李升（《全宋词》页一一一）。“词意”二字，始见于此。后来画家用“词意”二字作画材的，有沈周《渔家傲词意图》，《柳梢青词意图》（《式古》卷二五）。清钱载写墨兰题云：《玉田词意》（《故宫目》五，页五六九。）清余集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轴》（《瓯钵》3/15).……明人善画古人词意，如董玄宰画太白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大观录》一九）及写宋人词册王半山词十一首（《续梨》六），都是重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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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古人“若合一契”，以画证词，以词入画，使词与画相得益彰，所谓虽世殊事异，然兴怀其致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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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历明《明清实录潮州事辑》一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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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参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各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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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至9日，赴北京，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发表论文《贞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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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荣获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办的“中华文学艺术金龙奖”的“当代国学大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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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为西藏拉萨孔夫子医院题辞：“健康是人民的财富，人民是国家的生命”，立于医院大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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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奔赴河南，出席了在孟州举行的“韩愈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作演讲，会后，先生游韩园、孟津和三门峡市，并为韩愈墓题写“湘子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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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出席了在四川大学徐中舒百岁诞辰纪念会，访问了四川博物馆以及三星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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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在澳门参加了“澳门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作《曹宪与文选学》的演讲。同月，先生出席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东亚玉器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提交论文《中国玉文化研究的二三问题》，在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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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先生应邀，出席在广东博罗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作《罗浮山道教与香港的学术渊源》的演讲。同月，先生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中华炎黄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从出土资料追踪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脉试论》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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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美国曾有大学为此书召开研讨会。此书于2000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2003年又由小早川三郎翻译成日文版《汉字树：古代文明と汉字の起源》在东京株式会社アルヒフ出版，这是一部用30年工夫炼成的跨世纪著作。先生在书中，审视与利用了海内外有关陶符、图形文的考古发现，说明文学起源的多元化及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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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图书馆（原广雅书局）有陶濬宣所撰一副楹联，因年代久远遗失上联，仅存下联：“天开东壁，聚丹黄满架，此中有百宋千元。”先生应馆长请求，特补撰上联：“地近南园，会诗酒高朋，是能读三坟五典。”上下联终于合璧，了却该馆之憾事。为支持泰国潮安同乡会的文化建设，先生为该会新建成的“藏书楼”题写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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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先生主持了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行的“唐代的交际礼仪”敦煌文化讲座，此次会议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赵和平教授作为主讲人，先生主持会议并致辞，他认为中国的礼仪与众不同之处是将法律包括在内，对社会秩序的完整性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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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还为即将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作了前言，在其中先生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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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返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徵信而无文献纪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之年之久。返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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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生，值1917年，实为王静安考证殷代先公先王之年。洹水甲骨之面世，至于今岁1999年，恰当期颐大齐之数，而余年且八十有五矣。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本书为诸论文之结集，所以命名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者，即以本世纪之新资料新路向为研究主要对象，盖纪其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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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21世纪之来临，新写本之不断出土，近时郭店楚简，对于学术界之震撼，即其著例，故将另有新境界之展开，新校雠学之诞生，更有助于此一新事业。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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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所采，以单篇论文为主，依类相从，以便寻检。相当于一部巨型之《选堂集林》。属于新资料之专著，间亦作为附录。其旧著有因新资料而加修订，藉此次刊布，谨求教于方闻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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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先生未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座谈会，因此，他致信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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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国立音乐机构（大司乐）教养国家子弟，即采用“讽诵言语”的办法，注家说，“信文曰讽”，“文”当然指文学作品。信即是背。讽如小儿背书，诵则使之抑扬顿挫，以声音调节之增加吟咏的音乐性。可见背诵是很古老的传统教学法。现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并配合音乐加以演出，完全符合古代大司乐培养儿童“乐语”的精神，古为今用，更加推进，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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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先生接受《中国书法》主编刘正成的访问，谈古文字与书法，在访问中先生指出书法不仅是视觉艺术，而是一个人的精神表现。这个观点，先生不止一次提出，《选堂清谈录》中“艺术是个人精神之总表现”专门谈到：“书法是人的一种修养，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书法，书法是人的性格、学养、世界观的综合表现。”先生指出中国书法是一种在全世界来说都很独特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同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中国书法不但要保存，而且应该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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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就职仪式上，先生作了《绘画艺术与佛教的因缘——明清之际禅画的南传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演讲，同月，又在香港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论坛上作《传统文化中“人”的因素》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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