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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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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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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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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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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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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像过瘾一样,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就放下书来,任自己的思想随意驰骋,想想作者可能往下写什么,书里的人物活到今天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想着想着就信手写下,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自己写的,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看,从不给别人看,往往陶醉好几天,过几天再偷偷地读,然后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结果呢,就把它撕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甚至慢慢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今天来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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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每到星期六都干什么呢?和我一个好朋友,两人在南京玄武湖上划船,划到荷花的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飘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童话,叫《神剑》。我编,那个同学会画画,帮我画插图。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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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还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叫学习经验。我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考中文,数学老师劝我考数学,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很可爱,喊我叫“钱大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大家都记得我,特别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自己也至今不忘,因为它是照亮了我的一生的。当时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会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读书观,以后就发展成为我的研究观,我对学术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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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读书,学习,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这里有一个我和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掌握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去认识,我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未知世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正是这种期待、好奇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劳动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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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的过程。我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鲁迅其人其作品本身即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对研究对象的永远没有完结的不断发现、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立的新的发现。这样你就永远处于一种发现的冲动之中,并由此而产生无尽无限的兴趣与乐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是“好玩”,这种好玩的感觉就是来自于不断地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现在同学们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有苦恼,那是在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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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发现,因此就会产生自我生命的升华: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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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怎样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我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是1984年左右,我刚留校做助教,严家炎老师是系主任,他提出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中文系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让我来做具体组织工作。于是就请来了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德熙这样一些一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同学们未能赶上,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林先生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是很美,很有风度,说不出的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这真是“生命的绝唱”。正是在这次课上,他提出:“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这正是说出了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的真谛啊。所谓“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就是要以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思考,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新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使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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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的《新语文读本》选了梭罗《瓦尔登湖》里面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睡了一夜醒来,这就意味着一段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意味着你获得一次新生,你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北大大在哪里?就是有一批大学者,他们都是汪曾祺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人要一辈子保持赤子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经过苦难以后。面对苦难的折磨,人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苦难压倒,另一种是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赤子之心,这就难上加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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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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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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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15]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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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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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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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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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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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我是在贵州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我于1960年到贵州,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正是一生最具有活力的岁月,我是在贵州度过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同时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的社会的底层,在边远地区来参与、体验“文革”的,这跟很多人在京城、在大城市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文革”体验,但也不可能全部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零星地讲一点,讲一些故事,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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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革”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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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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