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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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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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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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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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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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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像过瘾一样，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就放下书来，任自己的思想随意驰骋，想想作者可能往下写什么，书里的人物活到今天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想着想着就信手写下，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自己写的，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看，从不给别人看，往往陶醉好几天，过几天再偷偷地读，然后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结果呢，就把它撕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甚至慢慢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今天来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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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每到星期六都干什么呢？和我一个好朋友，两人在南京玄武湖上划船，划到荷花的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飘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童话，叫《神剑》。我编，那个同学会画画，帮我画插图。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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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还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叫学习经验。我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考中文，数学老师劝我考数学，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很可爱，喊我叫“钱大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大家都记得我，特别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自己也至今不忘，因为它是照亮了我的一生的。当时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会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读书观，以后就发展成为我的研究观，我对学术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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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读书，学习，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这里有一个我和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掌握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去认识，我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未知世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正是这种期待、好奇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劳动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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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的过程。我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鲁迅其人其作品本身即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对研究对象的永远没有完结的不断发现、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立的新的发现。这样你就永远处于一种发现的冲动之中，并由此而产生无尽无限的兴趣与乐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是“好玩”，这种好玩的感觉就是来自于不断地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现在同学们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有苦恼，那是在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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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发现，因此就会产生自我生命的升华：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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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怎样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我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是1984年左右，我刚留校做助教，严家炎老师是系主任，他提出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中文系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让我来做具体组织工作。于是就请来了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德熙这样一些一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同学们未能赶上，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林先生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是很美，很有风度，说不出的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这真是“生命的绝唱”。正是在这次课上，他提出：“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这正是说出了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的真谛啊。所谓“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就是要以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思考，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新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使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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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的《新语文读本》选了梭罗《瓦尔登湖》里面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睡了一夜醒来，这就意味着一段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意味着你获得一次新生，你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北大大在哪里？就是有一批大学者，他们都是汪曾祺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人要一辈子保持赤子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经过苦难以后。面对苦难的折磨，人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苦难压倒，另一种是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赤子之心，这就难上加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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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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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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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15]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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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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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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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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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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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我是在贵州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我于1960年到贵州，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正是一生最具有活力的岁月，我是在贵州度过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同时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的社会的底层，在边远地区来参与、体验“文革”的，这跟很多人在京城、在大城市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文革”体验，但也不可能全部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零星地讲一点，讲一些故事，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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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革”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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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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