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7940 这里，实际上已经说到了我要总结的第二点：大学要真正发挥我所说的两大功能和作用，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应该和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距离，就已经隐含了大学所应采取的一定的超然的、独立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和个人的思想、学术追求，而绝不是他者的意志和利益，更要防止和拒绝自身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学校要有更多的独立性，学校里的校长、教师、职员、工人和学生要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高校里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是最值得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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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42 说起“自由”，人们自然要想起蔡校长当年在北大所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如蔡先生自己所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里的“第一流的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原创性与开拓性。特别是开创思想与学术的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正是提醒我们，大学要培育、拥有第一流的人才，必须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要能够容纳甚至鼓励思想与学术的异端。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萎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批判力、想象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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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44 关于大学的理念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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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46 第二个问题：关于北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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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48 这个问题也是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提出来的。我这里还保留着一个学生社团的一份刊物。时间是在1997年，重要的是这些北大学子发出了这样的痛心的反省和热切的呼唤：“今天的北大，今天的北大青年似乎一下子推去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功利实用，我们胸无大志，我们冷漠，我们丧失了太多北大年轻人特有的品质，真正精粹的品质”，“时事社就是在这样的危机的环境下诞生的。一群依旧充满理想，一群依旧心怀天下，一群有着热血与责任感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只是想让人知道，北大的青年依旧把自己和整个社会接连在一起，依旧用一双双年轻热情的眼睛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依旧全身心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思考”，“时事社为你，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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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50 尽管在百年校庆前后，在北大确实发动了一个以“寻找蔡校长。寻找北大真声音”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师生们自编《蔡元培》话剧并上演，又举行了多场蔡校长教育思想的报告会，并最后汇集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一书，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时尚淹没了，这篇时事社编辑部的文章，后来我收入了《走近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却没有任何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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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52 现在是2002年，距离1997年，又过了五年的时光。我们今天再来谈北大传统，它能得到北大学子的心灵的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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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54 我还是从历史说起，从我们的蔡校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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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56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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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58 据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先生对北大的期待，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的两大功能，也谈到了大学必须与社会现状和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真正富有坚守精神与批判、创造精神。但这样的坚守、批判与创造，又无不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就必然要有现实关怀作为其前提。蔡先生更是期待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作用，即蔡先生所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指导作用。在蔡先生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先生既想把校门关起来，使学校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文化、学术范围内，期待北大仅仅成为思想、文化、学术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想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的范围，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最关键的时刻，连蔡先生自己都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据现在看到的材料，1919年5月2日深夜，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先生，说北洋政府已经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情况万分紧急，蔡先生只得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可以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把火就是蔡先生点起来的。这也就使蔡先生陷入极度矛盾中。所以，当被捕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成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而学生的回答却是：“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在学生看来，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大概就是校长和学生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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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60 这里所谓“读书”与“救国”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胡适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现实境域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预政治的责任必然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和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青年学生就无须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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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62 北大历史上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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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64 1917年至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和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记得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先生有一个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时可以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能够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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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66 最重要的是北大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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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68 如何看待北大的光荣传统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扬传统，并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问题，都是今天的北大学生，也就是在座的诸位所应该认真思考的。我只想强调一点：重要的，也是更应该牢牢地把握住的，是这些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所培育的北大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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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70 对这一精神传统，人们（包括北大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是很正常的。同时也就会有不同看法之间的争论，这也是正常的。对这些年流行的一些说法，我觉得就很有加以辨析的必要。比如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有的人还说得更彻底：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今天，再谈北大的传统是“兼容并包”，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了。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事实依据：确实在蔡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下，当时还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北大传播，并影响到全国，这构成了北大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把北大传统只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不仅会以偏概全，而且会遮蔽也是以北大为起源的其他思想传统。于是又有人鼓吹“北大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似乎也有事实根据：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大确实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同样是以贬低，以至否定另外一些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对北大同样深远的影响为前提的，仍然是对北大“兼容并包”传统的一个阉割，而其背后的“争正统、建法统”的心态和意图，是更值得警惕的。还有人说，北大的“五四”传统就是“爱国传统”，我们所说的“五四”，其实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两个方面的。学生运动中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自是相当鲜明，而新文化运动也显然存在“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但另一个事实却是不能忘记和抹杀的：“五四”先驱者还同时展开了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批判。陈独秀甚至提出了“我们应不应该爱国”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他指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容易陷入‘盲动’”，“往往失去了理性”而被利用。他还写文章提醒国人，要拒绝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而要求人民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供其牺牲”的蛊惑。正是出于对在爱国的口号下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把“五四”传统、北大精神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有可能蕴含着某些危险的。还有一种说法，“五四”传统、北大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我在中文系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这也是一种阉割：“科学”与“民主”是“五四”传统、北大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侧面。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民主为前提，而科学一旦与民主分离，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鲁迅早就指出，电的发明，既可以用来造福人民，也可以作为残害人的生命的工具，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而民主一旦离开了科学理性精神，也同样会带来灾难。因此，我在中文系的讲话最后提醒说，在纪念“五四”，谈到北大精神时，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思考，最好自己去读一些原始材料，自己研究，自己辨别，得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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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72 现在谈谈我对北大精神的一个理解——当然，这是可以讨论的。在很多场合，我都把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即“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和人们通常说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独立人格”的北大传统，“科学与民主”的北大传统，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更是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大学的两大功能出发，强调北大所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怀着终极性的彼岸关怀和理想，对此岸现实政治、社会、体制、现行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不断的批判，又为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出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从而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同时，这也是一种学术的立场与态度——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坚持同样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前提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包括对自身的怀疑和批判）。因此，“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思想、精神传统，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我这样讲，也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人们总把北大的思想传统与学术传统分割以至对立起来：前些年，人们只谈北大思想、精神传统，而忽略北大学术传统；这些年，包括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总有些人只谈北大学术传统，避谈或极力淡化北大思想、精神传统，而所谈的“学术传统”也限于学风问题，避谈其内在精神。这可能都会妨碍我们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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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74 北大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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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76 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但那张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却是被操纵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入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鲁迅说的，要在政治参与中注入科学的理性精神，坚持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怀疑和批判），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和保护，也就是将我们前面所说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真正贯彻到政治参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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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78 由此而引发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分析北大的历史，这也是北大百年校庆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北大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问题！”（《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我们说过，怀疑与批判精神是北大的一个传统；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怀疑、批判是否适用于北大自身？我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中所强调的，就是要把“校庆”变成一个“自我反省、批判”，而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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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80 这样的讨论，也许太严肃了。那么，我们换一个话题：看看北大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文科教师，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对北大传统有什么看法，对北大学子有什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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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82 胡适：做“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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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84 我们先说胡适，看他在北大的两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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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86 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学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说：“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研讨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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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7988 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又有一个讲话，谈到“年来因有种种的风潮，学校的生命几致不能维持，故考试不严，纪律也很难照顾得周到”，因此强调要“严格考试”和加强纪律。接着又针对“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讲了这样一番话：“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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