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7890 蔡先生后来在回忆他的《大学令》里的制度设计时说：“但此制迄未实行。”这就说到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实中的命运：尽管人们以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但他的教育思想却从未完整地实行过。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被阉割了：前面说到的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先生提出的两个提案都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关于“废除拜孔子的仪式”案，出席会议的议员认为，若将此案明白公布，恐引起社会无谓之风潮，只需在学校管理规程中删去，此议案因此不予成立。蔡先生提出的“五大教育”宗旨，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师，俾加注意。”后议长又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美育教育简单地变成中小学音乐课、美术课，也就在实际上被消解了。这就意味着，蔡先生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被拦腰砍去了！

1706117891

1706117892 因此，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其起点上就是一个半截子的教育。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蔡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循政府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以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就是说，如果教育只剩下下半截，局限于“国家本位”的“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如前所说，这样的教育是有必要、有意义的），而削去上半截，取消“超轶于政治”的“人的个体生命发展本位”的教育，教育就不能从根本上与专制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也就谈不上“共和时代”的“现代教育”，根本失去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精神价值。

1706117893

1706117894 这样的教育思想在起点上的阉割，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又是致命的。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教育始终没有摆脱蔡先生所警戒的“极端之国民教育”和“极端之实利教育”，也即国家主义的教育和商业化教育的两大阴影。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蔡先生曾谈及中国民族、国民党政府“见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思维及对人的生命的根本关怀，因此，总是囿于国家发展的眼前的功利需要和商业的利益，而不能理解和接受终极性的超功利，着眼于受教育对象长远发展的教育的本性与本质，从而一再导致教育的终极目标和精神价值的失落。

1706117895

1706117896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1706117897

1706117898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所深感忧虑的，也是这一时期我所写的文章的重心所在。

1706117899

1706117900 首先质疑的，是一以贯之的为利益服务的教育观和“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的新教育观。我将这样的教育观指导下的人才观做了这样的概括——

1706117901

1706117902 “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老板）的意图、要求；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准确、逻辑性很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作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局限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情感力和想象力，不过是能干的和有用的工具。”（《“往哪里去？”》）

1706117903

1706117904 不可否认，这样的人才观，反映了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的实用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和危险。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蔡先生也曾遇到过既需要“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又要防止其走向“极端”的困惑，他所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思想就是企图在满足不同层次的要求的教育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现在所提出的“新教育观”与“新人才观”，就必然和当年蔡先生等先驱者的教育理想、理念，背道而驰，并且越走越远了。

1706117905

1706117906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思考：一方面，“今天有些教育者竟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另一方面，是“实利主义教育”发展到极端，“大学里的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大学早已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追求、奋斗的目标，‘做官、致富’早就成为学生上大学、家长培养子女上大学的公开的目的，能够向学生贩卖点货真价实的知识，已算是好教师，贩卖知识假货的滥竽充数者越来越多。连蔡先生亲自养育的北大在‘实利主义’教育的巨大压力下，也越来越向‘专科化’的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忙于创收，忙于接待吃喝，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的结果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和教学的大幅度滑坡”（《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1706117907

1706117908 关于大学教育的两大功能的思考

1706117909

1706117910 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停止思考。在大学理念问题上，我的思考集中在一点：大学教育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功能？这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大学是干什么的？”

1706117911

1706117912 积淀与传承，大学的坚守精神

1706117913

1706117914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就拿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来说，它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的。它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文化、创作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转化、提升为知识、学术，成为一种精神资源，进入大学课堂，成为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这样的体系化、规范化的知识、学术和精神资源，作为一门课程进入课堂，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通过教师的传授与学生的学习，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可以说，现代文学就是通过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以及大学里的我们这门学科的教学进入传统，并在民族心灵上扎根的。而同学们到大学里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门门的课程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广泛地读书，获取知识，吸取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武装自己，不仅学得专业知识，更为自己一生的精神成长打好底子，同时将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和精神传统继承与发扬下去。

1706117915

1706117916 大学的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长期以来，我们不加分析地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有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就更是要有坚守，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其实，“保守”也就是“坚守”。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地重要。

1706117917

1706117918 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失范的时代。但也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和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

1706117919

1706117920 质疑与创新，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

1706117921

1706117922 大学的作用、功能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本身，作不断的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带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1706117923

1706117924 这是大学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一位学者所说，大学应和“现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保持本质上的张力关系，保持某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势，这才有新的创造的可能。——没有批判（质疑和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至少说应该有一部分大学里的教授和学者自觉地处于社会、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学术的独立性、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与创造性。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它和前述“坚守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

1706117925

1706117926 应该看到，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不仅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整个中国与世界都面临着一个“价值理想，以至信仰的重建，文化重建”的任务。大学理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批判和创造功能，回应这样的历史性的要求。

1706117927

1706117928 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出现了一批（当然不是全部）“做戏的虚无党”，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与虚无主义已经渗透其灵魂，他们很懂得如何配合，做各种表演，同时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一切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人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估计。

1706117929

1706117930 问题更在于，它是得到知识分子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这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是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的。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同学们都是大学中人，这其间的种种弊端，以至丑闻，都耳熟能详。最初是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入，而一旦从中获得好处，就会由无止境的利益冲动和欲望所驱动，入其中而得其乐，进而乐不思返，放弃了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批判和创造，自动、半自动地抛弃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良知。——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还会长期演下去的“大学失精神”的悲剧，而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1706117931

1706117932 我们现在就大学功能与作用问题作两点小结。

1706117933

1706117934 在相互矛盾、补充与制约中实现大学教育的生态平衡

1706117935

1706117936 首先，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创建第一流大学”，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第一流的大学，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两大功能，在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文化结构里，同时担负着“学术、文化、精神的堡垒”和“新学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的。在现代大学史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说来，自然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的。但也存在某些紧张关系。如前所说，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和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规范化和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以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和“对规范、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构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大学教育实际上就是在这两者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相互矛盾和制约、相互补充中达到某种平衡，获得比较健全的发展。事实上，大学教授是自然分为两种类型的，一些教授是学问家，对传统极其熟悉，如数家珍，虽然可能创造力有所欠缺，但能够很好地起到知识的积淀和传递的作用，这样的教授是绝对不能少的。但同时会有另一批教授，他不断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同时也试图进行新的创造，自立新说，尽管并不成熟，却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样的教授也是不可少的。作为学生，听这两类教授的课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前者一般很有秩序，非常条理，合乎规范而有系统，有时略嫌枯燥，缺少创意；后者思想活跃，充满活力，很能引发思考，但不太规范，合理性和荒诞性并存。学生们正可以从这两类教授的相互比较与补充中，学到比一种类型、一个模式的教学更多的东西。这两类教授彼此之间有时也会互有批评，前者常说后者不严谨，没学问，后者老说前者知识陈旧，缺乏活力。其实正是说明了互补的必要。当然，校园里的教授也不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么极端，更大量的可能是复合型的，但也都会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治学方法、教学风格。我经常说，校园的林子里什么鸟都该有，不能让学生只听一种鸟鸣，这样才能保持大学里的“学术生态平衡”。

1706117937

1706117938 大学的两条生命线

1706117939

[ 上一页 ]  [ :1.706117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