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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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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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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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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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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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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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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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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现在眼前。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段“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作为告别赠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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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革”的三个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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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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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进击。”（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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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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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0年自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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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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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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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贺桂梅对我这一段回忆，作了如下评点：“这个家庭故事包含的极其丰富复杂的意味，使我想起台湾学者陈光兴的文章《为什么大和解／可能》。那篇文章从80至90年代之交中国大陆和台湾许多家庭团圆的场面说起，他说在那些团圆的场面，人们所流的是‘现代性的眼泪’。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造就种种甚至能分裂家庭亲人的政治区隔，几乎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当这一切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聚集在一个家庭时，它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而这种‘现代性的眼泪’的历史复杂性，在今天中国研究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而有效的讨论。从这样的角度，钱老师的这篇学术自传对我，不仅是一个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回顾，同时也是阅读一份从独特角度展示20世纪中国的现代经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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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桂梅的评点：“历史和个人发生关联的方式——对于钱老师及那一代或几代人而言，历史是与个人血肉相连的。也就是说，历史变动的后果直接作用于个人的身体、情感和心灵。‘小’的个人很难和‘大’的历史剥离开来。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相比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常常困居于个人小小的悲欢之中，如此容易忘记历史或感知不到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一个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理解的对象，无论对正在发生的当代史还是已经过去的现代史而言，都是如此。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在阅读老钱的这份自传时，我也始终能感到一份被历史困缚、彼此纠缠不清的紧张。事实上应该说，在这里，历史与个人是完全一体的，个人被历史左右，而历史呈现为个人的喜怒哀乐。这里的困惑不在于个人能否进入历史，相反在于个人能否从历史中挣脱出来。当我使用‘挣脱’一词时，其透露的含义或许是一种历史与个人的两分法，而这里的紧张却是历史与个人互为血肉，因此是根本无法分的”，“不过，这里还是应该略略区分社会生活中私人空间的大小和大历史事件直接作用于个人这两个层面的内涵。或许在有些老师那里关心的是前一个层面的内涵，而有趣的是，老钱的整篇自传很少透露前者的焦虑，而主要表现为个人情感与大历史的紧张呼应、交融与角力。因此应当说，他的生命故事是相当精英化的，是始终作为时代‘弄潮儿’的生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钱老师的‘情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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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桂梅的评点：“作为一个学者，强大的情感动力是至为宝贵的，尽管学术活动始终以理性自称。知识和情感之间可以怎样发生关联？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问题。那种‘书成每为稻粱谋’的现象自然不值一提，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越来越糟糕的一种状况是从知识到知识的‘纯学术’操作，研究者成了冷漠的‘剖尸员’和知识生产的程序管理员。我们缺少的恰恰是钱老师所说的‘血肉’。自然，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钱老师们作为漫长而酷烈的20世纪历史的亲历者的经验，我想更重要的是一种反观、思考并提升个人经验的习惯和能力。如果说钱老师的学术动力之一来自他特殊的家庭遭遇，那么更重要的是他那种背负历史债务的自觉意识。钱老师很有意味地使用了‘债’一词，而事实上，与其说钱老师欠下的历史债，不如说他主动地承担了这份债务，他也因此成为了20世纪中国痛苦遗产的继承人。从这样的角度看，重要的不是债务，而是承担债务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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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桂梅评点：“20世纪中国历史好像从来就不是完整的，而被切分为断裂的时段，大至国共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小至现当代学科的切分。如果80年代曾有过用‘现代化’来整合现代、当代学科的努力，而人们今天已经发现这种整合方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那么在今天，面对20世纪史，寻找更有效的整合首先意味着我们从自己曾经深陷的意识形态当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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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桂梅的评点：“或许因为年龄，也或许因为性别的原因，我很少能体会到老钱这种对于青年的欠债感、罪恶感。自然，有人可能会因此简单地将这种心态看作是一种精英主义或文化英雄情结，因为这其中更多地包含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却是20世纪现代中国历史造就的一种最具‘想象的共同体’色彩的文化性格，它几乎可以在那些曾经深刻地影响过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领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在20世纪中国，不相信或没有内在化民族—国家（也包括阶级—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人，事实上是很难进入历史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老钱对‘青年’的关切与重视，正是这样的意识的呈现。相信青年，既是通达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也是对‘人性’的信任。这种情怀在后民族—国家，乃至后现代的今天，确实是越来越稀少了。显然，在青年—成年的年龄序列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启蒙结构在。在某种意义上说，‘青年’本身就是被20世纪初期启蒙文化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从这一点来看，老钱身上的启蒙主义烙印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反省启蒙文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全盘否定这其中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功用的方式。正如老钱后面写到的，对青年的责任感与其说更多地因为青年的‘纯洁’，不如说主要因为一种创造‘希望’的动力。这样看来，‘青年’就成为希望的动力学，正如它可以被置换为‘未来’‘希望’一样，‘青年’在这里只是一种创造理想社会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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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贺桂梅评点：“‘清醒的造梦者。’几乎所有能够成功地创造梦想的人，都知道这是‘梦’。这种梦与现实的张力，才能够成就一个成熟的前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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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贺桂梅评点：“记得似乎是戴锦华老师说过，‘文革’时期的中国人都是优秀的‘符号学家’。这里关于蓝色／红色的分析，实在太是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了，而且非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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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桂梅评点：“其实就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本质’两分法来说，所有的‘现象’大概都是‘符号’，它仅仅是更深的‘本质’的症状。这样看来，所谓‘挖思想根源’的说法就是这种理论的呈现。不过，从解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恰恰是这种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思路和行为本身，在‘创造’着许多‘本质’。看来，当时的大批判运动其实也是深谙这种‘解构主义’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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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桂梅评点：“这段话及其引起的争议，颇像1994年萧乾所谓‘说真话’引起的争论。年轻一辈或许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某种不那么清高的妥协，不过那是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无法了解‘文革’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谓‘文化革命’，就其初衷而言，是一个改造‘主体’的革命，因此必然会对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具有相对自觉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个体的自我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革命的后果显然是弊大于利的。它造成的最大混乱是，这场文化革命并没有创造更丰富的‘新人’，相反由于操作方式的简单化，它仅仅是把所有人的思想都强制地纳入既定的框架中，而成为一种思想／身体的暴力。对于置身这种情境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最大的恐怖在于林庚先生曾说的那种情形：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于是你也怀疑和动摇自己是否真的错了，乃至最后相信你自己确实错了。——必须‘说’和说自己‘错’了，大概是当时不可抗拒的形势，因此可能的选择就只能在于如何‘说’和怎么‘错’了。这也就是老钱所谓的三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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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贺桂梅评点：“在我看来，这段话中所表现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仍有许多是最能标志出老钱他们‘一代人’特征的东西。首先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我们恐怕很难体会这种‘知耻知罪’的心态了。这或许应该说是拜历史所‘赐’，因为我们有幸没有遭遇老钱所遭遇的残酷历史，因此不必有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刻纠缠。不过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问题，或许是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那种‘历史失忆症’，不是遗忘了罪恶和耻辱，而是无法感觉历史曾经如何存在。其次是，有意味的是，历史的问题如何转化成了‘个人’的问题。在老钱这里，真正撬起整个历史的，是他的自我和自我承担，他从不把问题归咎于历史环境，而总是将思考指向自己的精神构成。这个强大的精英主义自我，是他追问所有问题的起点。不过，我有时也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老钱这样的知识分子更为强大而执着的个人主义者了，因为他使历史成为了创造自我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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