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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1 鲁迅“精神界之战士”传统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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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3 讨论中所提出的“对当下许多重大的文化与文学思潮”的挑战的“应对”问题，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我在一篇文章里，曾有过这样一个概括：“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中国的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不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风行一时的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号称‘后起之秀’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五四’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自由主义者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窄’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155]如前文所说，90年代初以来，我对启蒙主义、激进主义思潮曾经有过反思，特别注意到其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危险与历史教训，但现在所面临的却是对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全盘否定，这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并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而面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严重的国民精神危机与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正面价值却反而得到了显现。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156]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重新强调理想、神圣、激情与启蒙，自然有其反拨的意义，但又极容易落入完全忽视历史曾经有过的教训，将其重新理想化、绝对化的陷阱，这同样也是我所不能同意，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正是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鲁迅的经验又被重新发现与观照。我后来这样概括鲁迅在“五四”时期的立场：“尽管怀疑启蒙主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但仍不放弃启蒙的努力”[157]；可以说我是在鲁迅这一“‘怀疑启蒙而又执着启蒙’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158]启示下，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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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5 也可以这样说，在90年代末，当鲁迅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界一些人的主要批判“靶子”时，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重新发现了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的榜样的意义。如汪晖在他的《死火重温》里所说：“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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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7 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是对鲁迅的传统认识的一个深化，更是寻找自我位置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如前文所说，在“文革”结束，重回北大校园一开始，我就存在着一个“做战士，还是当学者”的矛盾，而当时的“战士”概念主要是指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但我事实上是并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素质的，这是自我的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我对“精神界之战士”做过这样的解说：不同于一般的战士，“他关注的始终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他要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160]这样，学者与精神界战士之间就获得了内在的统一：都同样以“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为自己的对象，学者从事的是学理的探讨，历史的考察；而精神界战士的工作是现实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思想启蒙。前者为后者提供批判的理论与历史资源，后者则是将前者的思想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力量，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掌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学术的普及工作。但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除了时间与精力之外，也还有类似鲁迅所说的“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文化批判也一样——钱注）”的矛盾，“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161]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必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有不同的侧重，其社会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重点转移。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在1981—1996年这十五六年的时间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从1996年末开始，由于前述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因素的推动，就将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文化批判与启蒙工作，也即学术的普及工作：这是我的“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学术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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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79 社会角色的重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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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1 这样的重心转移是以两篇演说（1996年10月25日晚在北大作《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公开演说，1996年11月整理的《鲁迅〈野草〉里的哲学》的演说），一门课程（1997年下半年开设的“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课程，后以《话说周氏兄弟》为名整理成书，还以讲课中的部分内容在北京及各地高校作公开演讲），三篇文章（1998年先后发表于《读书》、《方法》等杂志的为北大百周年校庆所写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以及《“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为标志，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这些文章及在此前后写的系列文章，就产生了更大影响。这些演说、课程与文章、文集，显然是以我的周氏兄弟、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作为学术后盾，是前文所说的我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与“幸存者”的思考的结晶，包含了对北京大学传统与现实的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体制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反省，国民性弱点的剖析，背后的伦理观、历史观、哲学观、话语方式的追问，以及精神界战士的追寻，等等，其中贯穿了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核心）的呼唤，自然引起了年青一代强烈的共鸣。——我实际上是试图在90年代的中国，重新推动新的思想的启蒙，在某种程度上是“五四”启蒙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对我这样的“五四”新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其实就是不但“讲五四”，而且“接着往下讲，往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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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3 我的研究与写作也因此走出了校园与学术圈子，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所谓“忠实读者”的群体，我曾有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现世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一时，物欲横流，精神则处于被消解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与之相对抗的选择与努力：一部分人仍在坚持独立的思考，由于处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之中，经常处于精神苦闷之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饥渴；他们在中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的人口多，绝对数却并不小。其中有大、中学的青年学生，他们本来就是现当代文学的主要接受对象，自然也是我们的研究著作的主要读者。我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些遍布于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与乡镇的‘文化人’，有的在地方文化、教育部门任职，有的则是普通的工人、公务员，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的学术的重要接受对象。一方面，作为忠实的读者，如饥似渴地读我们的书，同时又向更广大的人群（朋友、学生）介绍、宣传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学术就有可能走出专业范围，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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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5 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于是，对“我为谁写作”就有了新的思考与追求：“我‘为中国读者而写作’，我从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与思考中获得问题意识，以此作为我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并以中国读者对我的研究成果的接受与评价，作为自己的学术价值的主要依据与体现”，“我更希望我的学术著作能够走进更广大的人群中，因此，我更‘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我更重视中国普通读者对我的学术的接受与评价。由此形成了我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所谓‘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既适合于专业对象，又为专业外的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的学术语言与学术文体。因此我尽量少用专业性过强的术语，力避艰涩的过于欧化的表达方式，力求明白易懂，并且有意识地以一种坦诚、亲切的，与读者交心的方式，采用多少有些感性化的诗性的语言，注重细节呈现，强调现场感，将分析寓于描述之中”；“这些年还自觉地尝试‘对话体’、‘漫游体’、‘讲课实录’等学术文体：这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学术著作走向中国的普通读者，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162]这仍然是在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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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7 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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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89 但当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角色转换时，却没有想到竟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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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91 我在有关北大的多次演讲与文章中，都反复强调了“北大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与紧迫感”。我指出：“任何没有危机感的个人，学校，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163]，如果“‘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对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而我对北大的反省则集中在“北大失精神”这一点上：“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蔡元培提倡的构成了北大生命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失落；其二是蔡元培力主的“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教育理念与传统的失落，北大成了蔡元培所批判的“养成资格之所”，“拜金主义之盛行”使北大的教育变成了“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这样，对北大教育，以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164]我的这些文章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发表，引起了几乎是爆炸性的反应，广大校友与师生，以及社会上许多人对北大校庆活动的政治化与商业化早已不满，对我所强调的反省精神就自然引起强烈共鸣，于是争相传看，学生还将我写的一篇纪念蔡元培校长的文章《校园风景中的永恒》在校园里广为张贴，再加上我参与组织的《蔡元培》话剧的上演，更将人们对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怀念推向高潮。在校方某些人看来，这都和他们“过不去”，于是，也与我“过不去”：不准我这样一个在职的教授在学校作公开学术演讲，这在北大校史上也是罕见的。我写信给校长，提出抗议，校长却无力干涉。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于是就借学校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机，将我选为1999年“十佳”之首，以示对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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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93 极“左”派对此大为震惊。这样，他们就终于找到了一个批判的靶子。于是，由他们把持的某杂志首先发难，并在其所能掌握与影响的报纸、杂志上，对我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其罪名与三十四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革命师生”揪出来时的罪名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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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95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精神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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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97 即使是与同情者、支持者之间也存在着隔膜，也依然有着不被理解的悲哀。当有年长或年轻的朋友把我视为什么“代表”，表示对我寄以“厚望”时，我总感到惶惑不安。极“左”分子已经把我当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必除之而后快；如果另一种力量把我视为“代表”，因而必要“保卫”之，那我自己的独立的个体生命将置于何地呢？其实期待本身对我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也是一种侵犯。我真的经常这样想：我就是我，我是为自己说话的，为什么要成为某种“代言人”，说人们希望我说的话呢？我之所以对自己成为公众人物感到不安、烦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自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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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99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一位年轻读者来信把我当作“代表”，说了许多热情的话，我回信感谢他的信任，又委婉表示不愿扮演这一角色，他又写信，仍然坚持那样的我不堪承受的期待，我突然被激怒了，就写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也被激怒了，寄来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张白纸，大概是借此表示对我的蔑视。我却顿时感到轻松：他对我的失望与断绝，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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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01 还有的年轻人（包括北大学生）称我为“精神导师”。我心里很明白，这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能过分当真。尽管如此，每当有人这样说，我总是感到惶惑不安，并且总要当面或公开表示拒绝。原因很简单：“精神导师”是要给别人指路的，而我自己还在寻路过程中，因此，我无论是上课、写文章，还是私下交谈、通信，总是坦率地将自己的矛盾、困惑如实地告诉读者和学生，我愿意是与青年人一起切磋学问、探索真理的朋友，而绝不是自以为真理在握，专门训导他人的“导师”，这样的“导师”身上浓厚的道学家气息正是我深恶痛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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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03 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我还有一种紧张感，“文革”中一位女学生就是因为对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而被打成反革命，以致最后被迫自杀。我曾为此写过文章，说这是“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这样的历史当然不能重演。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底线，否则我将永远愧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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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05 同时，我又时刻警诫自己：不能把年轻人，以及自己的读者、听众，演说效果理想化：“青年崇拜”与“语言幻觉”正是启蒙主义的两个陷阱。在一次对北大学生的公开演讲中，我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这里演讲，看起来是我讲你们听，你们受我影响，实际上我是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我讲到某处，你们鼓掌了，我也兴奋起来；我立刻明白，你们期待我讲什么，于是，我就顺着你们的期待讲下去，越讲越起劲，却越讲越‘走火’。事后想起来，会觉得害怕：哎呀，我讲了些什么呀，这根本不是（或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上了听众的当了！当年鲁迅说，听众的掌声是会把人的命送掉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听到这里，学生都笑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这是一种相当沉重而苦涩的生命体验。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说的不是‘自己要说的话’，而是‘别人（读者，听众）要（期待，希望）你说’的话，‘说（与写）’成了表演，而且是别人（读者，听众）提线，你演傀儡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与‘帮闲’：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后者往往不易察觉，却更为可怕与可悲。”[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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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07 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如同要区分真假堂吉诃德一样，还要区分真假精神界战士。我因此不得不写文章划清界限：“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首先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而绝不是对一己的悲欢的感伤的咀嚼，那只能显示自我精神之‘小’。”“终日愁眉苦脸、呼天抢地的，是鲁迅批评的‘零余者’，而绝非精神界的战士。”“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确实在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绝不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判决，在这方面，精神界战士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166]——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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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09 而我的尴尬之处正在于，如前文所说，就本性而言，我是更适应于闭门写作，与三五好友、几个学生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的学者生活方式的；一旦走出个人独处的书斋，就会陷入面对众多矛盾不知如何应对的狼狈境地：既要坚持自己的基本信念，又不得不作出妥协；既要保持自我道德上的纯正，却又时时面对各种污秽。特别是当整个社会的空气不良，人们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猜度他人（有时我们自己也难免），再加上商业社会无法避免的媒体炒作，就会形成种种流言，不仅有口难辩，而且辩诬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我又没有鲁迅那样的“将泼来的污秽以加倍的力量扔掷回去”的勇气与智谋，或者说，我有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的洁癖，害怕在一片混战中弄脏了自己，带来更大的精神伤害，于是，对来自一切方面的误会、流言、攻击都隐忍不言：这样的处境，对于一个无力自卫而又敏感的学者的损害之深，是非亲历者所绝难体会的，只能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独自逃离人群，自己舔干净身上的血迹。它更会使你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我做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值得吗？人们真的需要我吗？而每一次动摇，又会带来新的自我谴责：人啊，你为什么如此地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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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11 而更为隐蔽也更为要害的却是精神的内伤。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专制主义的压迫，由此形成的人的孤独感、受压抑感、屈辱感等等，不仅会激发起人的正当的愤怒与反抗，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伤害，甚至反抗本身也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刺伤对手的同时，也会伤害自身。这种伤害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怨毒’，对他人、世界的敌意，对爱与光明这些人性中最柔和的部分的有意无意的排除，这种人性的硬化、粗暴与乖戾，构成了自我的精神的黑暗，鲁迅所说的他痛恨而又除不去的内心的‘毒气’与‘鬼气’，说的就是这种在反抗外在的黑暗中伤及自身的精神的黑暗。”“专制主义不仅造成了人的‘奴化’，也‘毒化’了受害者的心灵，这不仅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剥夺了人的精神自由，而且也会使被压迫者在‘以恶抗恶’中自身由人变成兽。”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省：“在多方挤压下，（我）陷于极度的烦闷、烦躁之中……我越来越发觉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的不和谐，从而产生某种敌意；越来越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分歧，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我变得格外的敏感与脆弱，也格外的愤激”，“我同样处在向‘神’与向‘兽’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向自身精神的黑暗宣战”。我愈要唤起我内心的光明，我愈要激发出内心的爱。“‘处事贵己心自由，能超越事上，而不为事所限制。于是能从容，能主动，能无私，能达权（将事能弥，遇事能救，既事能挽），能长虑（未事知来，始事知终，定事知变）；能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抛得开；能耐烦，能镇定。己心清醒警惕，能应变。’——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应努力追求。”[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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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13 渴望回到生命的沉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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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715 就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我不止一次地想重新回到学术，回到生命的沉潜状态。正是在1998年我向我的研究生作了一个“沉潜十年”的报告，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168]这其实也是我内心的生命欲求。这里也内含着我的“兼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选择的矛盾。我很清楚，自己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是以长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资源的，但这样的言说，又不免是对我的研究成果的一种简化，许多人（特别是非同专业的读者）完全根据我的这些思想随笔来了解我，不仅会使我的学术研究被忽略，而且因此造成了一些误会，有时我就会产生不被理解的悲哀。1998年年底所写的《话说周氏兄弟》的“后记”里，我还谈到了自己的某些危机感：“再不进行新的开拓，我将要重复自己了”，并发出这样的自我警戒：“我需要停下来，作新的补充，新的思考，新的探索。这将是一个新的挑战，对自我创造力、想象力的挑战。”[169]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上，强化学者的角色，经过一段沉潜，再对社会发言，那或许将是更有力的声音。——但这样的转变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也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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