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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1 以上是对我初入学界，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困惑所引发的一些讨论，现在再回到历史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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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3 学者的生命形态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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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5 1981年毕业留校，担任了王瑶先生的助手；而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先生撰写《〈故事新编〉散论》，这是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论述，是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写，却准备了二十多年。于是，我有了一个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感受作为学者的王瑶，感悟学者的生命形态与魅力：“工作一开始，先生就拿出一大堆大小不等的纸片，让我熟悉‘材料’。我打开一看，只见这些纸片，有的是剪报，有的是正规的卡片，有的竟是香烟盒、旧日历；上面或密密麻麻地抄录着原始材料，或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言两语偶尔掠过的思考，有的就只有有关材料的出处；再仔细看，这些纸片的时间跨度竟长达几十年，我现在能够想起的，就有1956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徐淦《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一文的剪报，196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所载佐临《漫谈“戏剧观”》一文的剪报，1963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周企何《川剧丑角艺术》的剪报，写着‘1980年《戏剧学习》2期丁扬忠《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几个字的纸条；还有几张纸条，则是先生平时在欣赏电台广播的肖长华、姜妙香合演的京剧唱片《连升店》，尚小云、荀慧生合演的《樊江关》时，随手记下的，时间大概总是五六十年代；另一张好像是‘文化大革命’前先生在观看了拍摄成电影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后记下的几句台词……看着这一堆已经发黄的纸片，想到先生为了解决《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问题这一鲁迅研究中的难题，竟思考、酝酿、准备了二十五个年头，想到先生八十年如一日地时时刻刻都处在学术研究状态中，连平时看报、听戏、看电影都能随时赋予他学术的灵感，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艰辛与乐趣，学者生涯的特殊魅力，对作为‘学者’的先生似乎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正式的学术论文，这在先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他仍然是极其认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做着最后的文字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文章的每一个小标题，他都与我仔细地推敲过，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既要能概括文中的内容，又要文字简明，还要前后字数统一，具有形式上的匀称美，‘且说《补天》’这个标题就是先生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琢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最后定下来的。我发现，精心选择、调遣语言文字，对于先生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是那样兴致勃勃，甚至是怡然自得地品味，吟哦，陶醉于其间，神态又是那般的洒脱、从容……整整半个月，先生仿佛卸去了外在角色加于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学者的单纯与明净之中。我不禁从旁欣赏起来，并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121]我突然明白：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这“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122]，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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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7 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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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29 我知道，我自己的本性或许是更接近学术的。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诱惑。我曾谈到“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灰尘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境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123]按我的理解，所谓“步入当年的情境”，就是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故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我在《周作人传》中曾写有“风雨故人来”的专节，这是我写得最为动情的文字，记得陈思和君在评论《周作人传》时，特地提到了这一节：他算是看懂了我的文字。[124]文中所说的周作人的读书与写作境界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对学术研究的理解与追求的：“像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在与‘遗烈’结缘、对话中，使自己寂寞的内心得到慰藉，精神也得到升华。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一方面用自己的胸襟与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自己，扩大、丰富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柱石”，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将自我与历史联系起来，也就是在历史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与理由”。[125]我后来在《读周作人》中又引述周作人的《〈风雨谈〉小引》，这样描写了和故人结缘的读书与写作的心理过程及所构成的意境：有如“风雨故人来”，“始而‘寒雨荒鸡，无聊甚矣’，遂盼故人之来；既而‘暴雨如注，群鸡乱鸣’，仍不见故人，以致‘积忧成病’；‘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正当绝望之时，故人忽来，则‘喜当何如’”，这淡淡的忧郁中的淡淡的喜悦，所谓“寂寞的不寂寞之感”，自然不只是读书、治学的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126]我经常谈到自己感到“热闹中的寂寞”时，就去读书与研究，以求“寂寞中的充实与喜悦”，所说的正是这出入于学术的心境。这样的与故人结缘的研究，是有严格的选择的，即有所谓“有缘”还是“无缘”之分。现在想起来，我真正有缘的故人并不多，经常造访的，主要是周氏兄弟，此外不过是曹禺、艾青、穆旦、萧红、路翎、师陀等五六人而已。外国朋友则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海涅、屠格涅夫诸位，都是从小就十分仰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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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1 吸引我的，更有语言文字的美，我的文学研究的真正动力其实是来自对语言的迷恋。我多次谈到，“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真正的文学大师笔下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应该细心地去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趣味的”。[127]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我的研究起点，常常是对作品的朗读，通过如痴如醉的曼声吟哦，进入作者的语言世界和内心世界；我曾经这样谈到我的经验：“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的那种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里面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这已经是我的一个经验：讲鲁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的‘入门’的通道。”[128]——这不仅是阅读、讲解鲁迅，自然也包括研究鲁迅。我还这样描述一次难忘的集体研讨的经历：“我们黎明即起，在桂林山水的掩映下，大声地朗读作品，流连于语言文字的声光色影之中……最难忘的，是那一刻（仿佛是一位朋友正在朗读《果园城记》）没来由地突然感动，泪水满盈，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或许就在这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与文学研究。”[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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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3 尽管我是通过感悟语言来进入作家作品研究的，而且我还始终对作品的形式，即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我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却很少讨论艺术问题，文学形式与文学语言的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以至于“有时深夜翻读自己的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隐隐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负疚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省：我“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迷恋，更确切地说，它们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在我有可能来独立设计自己时，时间的紧迫感使我不得不选择一条驾轻就熟的路，以避免作大幅度的调整。这样阴差阳错，我终于与文学（形式与语言）失之交臂，成为了生命中永远的遗憾”。[130]当然，尽管没有专门的论述，对文学语言的关注，还是贯穿我的全部研究的，如果仔细察看，是不难看出这样的研究内在思路与线索的。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支持朋友们（特别是年轻朋友）的有关研究，并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如提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的设想[131]，主编《诗化小说研究书系》等；我也多次表示对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文学本体的丧失”的不满：“习惯于不着边际的宏观‘神侃’和烦琐的所谓科学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品味，失去了起码的艺术感悟、敏感与直觉力”，以及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的忧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在这方面已经或将要取得的成绩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文学形式与审美研究的忽略，则有可能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从90年代末开始，我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文学教育，先后在北大开设理科“大一语文”，中文系本科学生的“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细读”，研究生的“《野草》研读”，还和一些朋友先后编撰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读本》、《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大学文学》等读本或教材。我对中小学语文的关注，其中心点之一也是倡导真正的文学的阅读。在我看来，对大中小学生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的培育；对我自己而言，则是一种精神欠缺的补偿，是对自己的“文化、思想史背景下的文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弊端的一个必要弥补。[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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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5 对我来说，学术研究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在这方面，我或许更多地受到了吴组缃先生与林庚先生的启示。——他们与王瑶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80年代的三大巨头，对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影响也确实巨大。我曾在一篇吴组缃先生小说选的序言里，这样谈到“吴先生做人与作文的追求”：“务去陈言滥调，绝不人云亦云，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东西，言他人所不能言，写他人所不能写”，因此，他“每有一作，必在对于生活、人生、人性的开掘与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并且认为“这样的独立创造精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133]记得王瑶先生也曾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高标尺：每写一文，必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推进，或提供新材料，或提倡新的观点、思路，必要有自己的发现；而所写的重要论著，则应成为所研究的课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别人的研究可能也必然超过你，却不能绕开你的研究。老师们的教导，成为我的自觉努力的方向：我的每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从《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到《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到《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地有新的开拓，而且每一部著作在研究方法、结构方式、叙述方式……上都有不同的新的探索。我因此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的这些著作都是学术文体的实验之作，这样的实验性学术给我带来的兴奋、喜悦是难以言说的。而这样的实验欲求，本身就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动力。我在总结《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时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我的这一次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在人们往往忽略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时候，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这样的形式实验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134]，其吸引力就在于这样的实验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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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7 而更让我醉心的是那样的研究：“带有强烈个人性的，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研究。在这些更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中，将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它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人们开始可能因为其研究路数的‘野’，以及不可避免的种种疏漏、缺陷，而不能接受，但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新的活力，即使在某些方面它是不可重复的，但也仍然显示出创造性生命的魅力，并且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个体性本质。——对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135]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一是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一是学术研究的“不可规范，无以归类”性。这类研究，常有神来之笔，是连自己都无法重复的，自我的创造力能够得到这样自由无羁的发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在我的研究中，每遇到这样的创造的快感，我都是分外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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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39 照亮我的学者之路的还有林庚先生的一番话。那也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永恒记忆：林庚先生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课时，将他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凝结为一句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136]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突然涌现出许多新的写作思路，各种不合常规的构想与想象，层出不穷的计划、设想——不仅是我自己的，也还有关于整个学科发展的计划与设想，弄得兴奋不已，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紧写，赶快做。[137]我经常陶醉在这样的执着而疯狂的投入性的研究中，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乐趣。我曾经这样审视自己：“我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我的内心深处，时时涌动着不断地破坏与创造的生命欲求，我缺乏足够的耐心，在一个领域深挖细刨，总是渴望着到未知的‘远方’去作新的开拓”，“我真的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永远听见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诱惑），同时又感到后面有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我，我就这样被冥冥中的一种力量所驱使，一刻不停地向前奔突、探索，无休止地做着新的试验。明明知道，周围的朋友（包括学生）也不断告诫，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问题、缺陷、遗憾，这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还会经常把自己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等等；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多少次试图皈依，但终于发现我不能、也不愿改，我无法按别人以及某一程度的我自己要求、期待我的那样去做，我仿佛命中注定，只能做这样的有缺憾的选择，这才会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就为了这一点，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许仍然是值得的”。[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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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1 教育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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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3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我所受到的不只是学术的诱惑，更有教育的诱惑：我曾在一篇写于90年代初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写了几本书，于是有人称我为‘学者’，但我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也就是说，在自我身份的认定中，“老师”是居于首位的：“老师，更是我的钟爱，我的追求，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139]，我的第一本随笔集命名为《人之患》就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借用一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孟老夫子的古话，对于我，既是写实，又是自嘲，该是恰当的。”[140]而且还有这样的阐述：“有朋友说，听我讲课，比看我的书，印象要深刻得多，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的学术著作，其实并非严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那滔滔不绝的语势，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无不闪动着一个沉醉于自己职业趣味的教师的影子。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研究，竟也遵循着‘教学相长’的原则。青年朋友（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我的学生），既是我的著作的接受者，又是共同创造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参加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我的研究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而我一旦酝酿着某种想法，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青年朋友（熟识的与不熟识的）倾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重复，正是在这重复叙述过程中，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因此，待到一切成竹在胸，奋笔直书时，我所写下的，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至于在讲课过程中，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更是常有的事；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学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141]我经常开玩笑说，要惩罚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与青年学生隔离开来。——后来有关部门真的这么做了，尽管未必有效。我过去头顶上都悬着一个“争夺罪”，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个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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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5 如前文所说，我从小就有当老师的理想，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我如此醉心于教师的职业，显然有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与自我的动因：这是与“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直接相联系的。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而最能发挥这样的桥梁作用的，又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空间。简言之，就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讲我之鲁迅观”，这就是年青时代的一个梦，是决定了我的后半生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自我选择，而且二十多年以来，从未动摇，也从未间断过。从1985年上半年给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级本科生开设“我之鲁迅观”课，到2001年上半年给中文系与外系2000级本科生讲“与鲁迅相遇”，下半年为研究生开设“最后十年的鲁迅”的讨论课，前后讲了十七年的鲁迅，有将近二十一届的北大中文系与外系的学生听过我的鲁迅课或讲座，这可能是我的后半生事业的最可观的成就。它与我前半生在贵州中等专业学校执教十八年（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讲鲁迅，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更是自觉地向年轻人传播鲁迅思想），与退休以后两年多以来在更大范围内，特别是深入到中学生中去讲鲁迅，构成了一个以“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为中心的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这同时也构成了我的极为可贵的精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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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7 无法回避的内心的疑虑，以至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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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49 当我沉湎于大学里的学术与教学生涯的宁静时，我的内心深处却又时时涌起阵阵不满、不安与自责，终于在1997年由一本《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引发了一次集中的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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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1 “（我）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感，而时时想到鲁迅的‘骂人’，企望从中得到些许精神的支援。汪晖在他为《恩怨录》所写的序里反复引用的鲁迅的那句话：‘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我也是常常记起的；因为正像汪晖所说，‘这是平和中正的时代，退居宁静的学者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墙各各相隔绝的时代’，而我正是生活在这校园里的‘墙’内，被社会认定，扮演着‘宁静的学者’的角色。这或许正是现代文明的追求，是发展现代学术的需要与必然，而且也不能说对我毫无蛊惑，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长期奋斗的一个结果与归宿，但我无法回避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与悲哀。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我同时又为成了学术‘名人’陷入传播媒体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及年轻人的交往中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感到悲哀。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是一个真正令人神往的精神境界：“那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那大爱与大憎的结合，不正是我们当下社会、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自己，所匮缺的吗？”[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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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3 这样的情感的喷发，当然不是偶然的：有我自己的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深刻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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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5 自我学术遭遇引发的心灵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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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7 先说我自己的学术命运，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灵的风暴。我从不讳言：我的学术研究属于“野路子”，总要触犯各种戒律，因此，无论写作还是出版，总是不得安宁。首先是几乎没有一部著作没有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主编、编辑，还有我自己，层层动手术，与读者见面时已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我都一一记录在案，写有《立此存照》十八篇，可参看。而几乎每书（自己写的、编的）一出，都要引起轩然大波，或誉或毁，都很极端，可谓爱憎分明。自然，其中也有中肯的批评，严肃的心平气和的不同意见的学术商讨，以及借题发挥式的学术讨论。这些正常的与不正常的学术反应，我也有记录，曾编为一辑：《生命延伸——关于我的学术研究》，收入《六十劫语》一书中，可参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的追求，一方面，我深信：“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都应该是开放的，即是说，它的学术生命将延伸到读者（包括评论家）的诘难、批评、阐释、发挥……中，在读者的‘再创造’中得到真正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些讨论式的反应正是我所期待的。[143]另一方面，我又信奉鲁迅的文学观：“诗人者，撄人心者也”[144]，而且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它是要搅动人的灵魂的：或引起心灵的震撼，夜里睡不着觉；或触动某些人的某根神经，气得跳脚、骂娘，由此引发的毁誉分明的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评价、论争，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国情下，总是有人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或学术权力，对自己不赞同、看不惯的异端进行惩罚；更有些人手中并无权力，于是就进行告密式的揭发批判，以望引起掌权者的注意，而予以惩罚，而这类鲁迅说的“乏走狗”的伎俩，却往往得逞。这些都必然引起我的愤怒，却又因无权无力反抗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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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59 这里要讨论的是来自学院派的某些批评与诘难。可以说，有一种批评性的意见，即“不严谨”、“主观性太强，六经注我”，以及“过度阐释”等等，几乎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研究，而且好像至今也还有这样的非议。对此，我有具体的分析，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它促使我反省自己的研究所确实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如前文所说，我的知识结构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因此，在我的著作中时有常识性的错误。记得我的《周作人传》写出后，曾请舒芜先生审稿，他指正了数十个错误，真让我羞愧难言；后来，舒芜先生要写书评，问我要不要指出这些问题，我回答说：当然要写，但他最后还是没有提及，而是对全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我当然知道这是对我的爱护与鼓励，内心的感激也是难言的。对类似的批评指正，包括最近一次我的《与鲁迅相遇》中的一处错误，一位读者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我都是欣然接受，并心怀感激、不安与内疚的。出现这样的错误，还与我的前述过于强烈的写作欲望，急急忙忙往前赶的写作状态与方式直接有关，因而我写得太多太快，难免不拘小节，显得粗疏，留下易被抓住的小辫子。这甚至暴露了我精神气质上的某些弱点，我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此提醒我：“今后你要在学得鲁迅的敏锐、峻急、愤激的同时，也学一学他的从容、镇定和通脱。”[145]这确实是击中要害，却又涉及人的本性难以改变，我也因此常有无奈之感。其二，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观念、方法与追求之间的争论，而对这类学派之争，我的态度一贯是两条，一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合理性，即所谓据理力争”——不过我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对一切善意的以及不善意的挑战，我通常的对应办法是不予回应，我行我素，用研究实绩来证明自己研究的合理性与价值。这里其实是隐含着一种学术自尊、自信与自省的，在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我就对自己的研究作了这样的估计与期待：“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缘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姿态。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146]二是“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某些合理的因素，从对方对自己的驳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147]比如，面对“过度阐释”的诘难，我一面仍然坚持自己的主体介入的研究方式，同时也以此为警戒，要求自己掌握好其中的“度”。而如何发掘对方意见中的合理因素，实质上是一个在异中求同，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陷阱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注重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研究工作上的意义这一点上，我与我的批评者之间就有一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自己属于学院派。我深受鲁迅与王瑶先生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传统的影响，可以说，我的每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有新的学术眼光照耀下的史料的新发掘，像《丰富的痛苦》这样的著作甚至因为引文过多而影响了行文的流畅。——当然，无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写作策略，一个必须的妥协，是为获得现行学术体制的承认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在更深层次的史料观上，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生命史观：“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因此，在我看来，强调史料的独立准备，不仅是为了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是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148]——这大概就是“异中求同”，又“同中守己”吧！其三，不可否认，有的批评、指责，是把自己的具有某种合理性的研究思路夸大为一种评价标准，符合自己的研究思路的即为“学风严谨，具有科学性”，不同者即为“学风不严谨，科学性不足”。本来作为个人，要坚持这样的评价标准，至多不过是一种偏见，因此，对这类纯属个人的批评，我虽不能同意与接受，但仍尊重其批评的权利，但如果这样的偏见与一定的学术权力，甚至行政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追求的一种压抑，而我对此类权力的压迫是特别敏感的，情绪反应也特别地强烈，常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批评者所采取的常是一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即他所抓住的确是你的“小辫子”，但借此而进行全盘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批评：抓住的是《周作人传》中的两条常识性的错误，在此之前也有人批评过，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样的人能当博士生导师吗？——我一生中，不断被这样的质问所困扰，这一次是学术的，下文将要谈到的，则是政治的，这都说明我这个所谓“学者”大概是不适合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生存的。而且还要给我加上可怕的罪名，这回是：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遗产恐怕会很快就‘辩证’地消亡泯灭了”。而这样的批评很快就得到了体制的支持：北大校学术委员会开会审批博士生导师资格时，有关部门违反常规地在会上散发了这篇文章，结果自然是“未获通过”。[149]这样，我所要面对的实际上是学术批评、争论背后的学院学术体制，不仅无力抵抗，有时为了获得起码的物质的与学术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作出许多妥协，这都会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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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1 这样的痛苦我自己是能够承受的，因为我毕竟是压不住的；真正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是对不成熟的年轻人的压抑。我在《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一文中，曾专门谈到“如何对待‘特别’的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学生，常常有一些以寻常的眼光看来是比较‘怪’的想法，他们的思维是反常规的，经常让导师都大吃一惊。很显然，这样的学生，连同他们的古怪想法，是很容易被否认与抹杀的。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怪念头’有的恰恰是极富创造性的，甚至是超前的，但同时又是与一些混乱不清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导师，就有责任要保护这样的学生的极其可贵的创造性，那些属于未来的创造的萌芽，同时也要指出其问题，加以引导——引导也是保护。这样做的前提，是导师要有自我质疑的精神，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不懂的，不能理解与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就是错的、不好的。”[150]这自然是有感而发：因为缺乏自我质疑，以自我学术为标准，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的问题，是在学院学术与教育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我身处其中，又具有强烈的中间物意识，就很容易和这样的学院体制发生冲突。同时又不满意于学生的“不争气”，面对学生论文中的明显的疏漏，有意保护而不能，这就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与难言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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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3 北大与学术“失精神”引发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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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5 而在1997年前后，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正临近它的百周年纪念，它引发了人们对北大现实的批判性审视。首先感到校园危机的是敏感的年轻学生。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时事》编辑部的文章《寻找真北大的声音》里，这样写道：“在炎热的燕园，眼前不断变换着景物……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受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只有TOEFL培训和招聘的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面孔了，理想与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实在难以找寻到北大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听不清理想主义的声音，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151]这呼唤或有片面之处，却是绝对真诚的。后来，我应时事社之约，作过两次演讲，其中一次好像是在校外，而不久就听说时事社没了，我大为震动，前来报告的学生闪烁着的泪光，像火一样烧灼我的心。我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些学生民间刊物，冲破了思想沉寂状态，重新高举精神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表现了极其可贵的批判、创造精神与勇气。但又立刻引起了这样的自责：我恨自己的软弱与无力。就连此刻我所写下的这一切，所谓史家的判断，又有什么用呢？说穿了不过是阿Q式的自慰——这样的自责与内疚，就是我后来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出来说话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因，我依然是在还债，而且我很清楚，我不过是将这些年轻人的声音放大，公开说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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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7 接着又一件事让我震惊，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文系一位年轻教师，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北大的问题，呼吁北大应正视自己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与学术、教学危机，却招致领导的震怒。我想起了鲁迅1933年所说的一句话：“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152]在1997年10月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写道：“因为北大精神的失落感，以及追回失去的精神的焦灼感，以及对这些失落感、焦灼感的质疑，由此引起的自我嘲讽……这一切都搅成一团，弄得我不得安宁，而且随着百周年校庆的临近而愈加强烈，而且看不到平息之日……”[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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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669 而这样的“失精神”的现象，并不只是北大的问题；或者说，北大的问题只是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而我所从事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因为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血肉联系，对这样的“五四失精神”的现象的反应，自然是格外敏感与强烈，而且引发了学科发展的危机感，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十五人谈”的一组文章，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曾有过争鸣的辉煌历史，但近年来却陷入了沉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尤其是面对当下的许多重大的文化与文学思潮问题，放弃了发言权”，在这位学者看来，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与发扬“五四文化批评精神”，“永远和时代与社会保持一种离心力，一种文化批判姿态”，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而另外一位学者则更进一步指出，不应用“学术化”来“掩盖思想力的贫弱，掩盖对‘重大问题’的缺乏反应能力”与“‘学术’的贫困”：“我怕有一天，这学科会成为一个看似‘自足’的学术沙龙，因自言自语而沾沾自喜，在与外界缺乏交换的封闭状态中自我消磨。”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张“改变一下心态、思路和方法——把历史还给历史，让学术成为学术，用平常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学科，但用更严格的‘古典化’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因而呼吁“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154]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精神界战士兼学者”的学术传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传统之间的论争的继续。我当然是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但我对后者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且从我强调学术研究的个人性的立场出发，在我看来，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是与自身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的，是不能、也不必勉强的，在这个意义上，争论并无多大意义，只能是各自陈述，各行其是。对于我来说，最终走向精神界战士之路，同时又对之不断进行质疑，都是由我内在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欲求所决定的，是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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