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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899 新的困惑：面对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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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1 重新回到这一命题，是在新世纪初，又有了新的思想文化背景，即全球化的背景。因此，有必要将我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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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3 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初，我们虽然也提出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样的命题，但至少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记得有一位与我们关系相当密切的日本朋友，为此感到十分诧异，他问我：为什么全世界知识分子都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们却很少谈及？我正是由这样的提醒，发现自身思考视野的狭窄：我们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很快，中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国际接轨”突然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头禅与行为规范，我这样的人又不免产生许多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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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5 而真正引起我认真思考的，是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我在这一年年末所写的一篇题为《无法言说》的文章里，对我的思想作了一个清理。首先引起震惊的是“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正是其世界霸权主义的集中暴露，如此的霸道与专制，完全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不作任何妥协，并且根本不把他国（特别是弱小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回事，与对本民族人民生命的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暴露了潜意识里的种族主义，把国际强权政治推向极端”。由此引发了我对“冷战”时期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重新思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样的冷战格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这些年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人们却因此忽略了另一方面，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相互制约、渗透与影响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自己的种种危机以后，之所以还保持了某种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他们国内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积极因素，从而获得了某些自我调节的功能。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绝对拒绝，甚至为了所谓的纯洁性，而不惜将自身某些合理因素推向极端，这恰恰是导致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到世纪末，在基本上失去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制约，获得了全球范围的绝对权力以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专制性就会得到毫无顾忌的恶性引发，从而导致了自身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客观法则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遭遇全球化问题，并有了这样的最初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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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7 而且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我坚持我的“立人”理想，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反对一切奴役与压迫，就必然地，一反对南联盟领导人对科索沃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二反对美国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伤及无辜平民；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公意”；四不赞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与民众中正当的民族情绪的简单否定，以及他们的全盘美国化的主张；五不同意所谓“新左派”根本不承认或忽视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的态度。我知道自己的立场也自有矛盾之处，比如我既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此我反对借口维护主权侵犯人权，但我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无论怎样强调世界一体化，世界大同始终是一个彼岸理想，在此岸世界是不可能完全消灭民族国家的，也就不能完全放弃民族主义，因此，我也反对借口维护人权而侵犯主权，同时又对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怀有高度的警惕。这样，我所坚持的就是一个思想者的全面而彻底的批判立场，在现实的政治、外交中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如前文所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操作、实践不是我的职责。我所能做与要做的，仅是自由地说出我的意见。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鲁迅那样的敢于“横站”，与多方面的论敌同时作战的勇气与智慧，我从根底上是软弱的，于是，就只有沉默了。而我最感痛苦的是，战争结束了，天下太平了，在这太平声中，还有几人能记得躺在南联盟土地上那些死尸的血痕，听见母亲深夜的饮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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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09 新世纪伊始，“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在20世纪末，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对新世纪的期待的短文，和众多的豪言壮语相反，自认唱的是低调，只是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要人死”，二是“回到常识”，不要再做梦。[226]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爆炸将我的“不再杀人”的幻想击得粉碎。而随后发生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美国化的反应，更使我目瞪口呆。众多的中国民众与年轻人的幸灾乐祸，对人的死亡的冷漠；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开始美利坚时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预言，都让我不知所措。处于这两个时代高调的夹击之中，我感到窒息并无以言说。接着是“新帝国论”的出笼，“先发制人”、“打击邪恶轴心国”被宣布为美国国策，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国际新秩序”终于浮出地平线。我开始紧张地思考：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在上海召开的有关全球化的一个座谈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有朋友“提醒我们，‘全球化’也即‘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事实，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我承认这一点，但确实想不清楚，‘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人许诺我们，也有人一厢情愿地想象、希望：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富裕，带来自由、民主，带来全人类的协调、合作，带来人类公理的确立，带来‘世界融入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辉煌……但我怎么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在我看来，这都像是在说梦话。说实在话，在20世纪我们已经吃够了做梦的苦头，至少是我，再也不愿意沉湎于幻觉中自欺欺人了，“9·11”事件后，“直觉告诉我：世界将不得安宁，中国也恐怕未必太平：21世纪将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对立与斗争的动荡的年代”。[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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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1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又使我面临着对自己信念的一次严重考验。在我看来，布什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悍然发动对伊战争，当然不是所宣称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一切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利坚世界帝国”的一个关键性步骤。面对这样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重建有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倾向的世界奴役秩序的倒行逆施，我当然要反对。但布什所要推翻的萨达姆政权却是一个独裁统治，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也是怀着对专制主义的痛恨，而支持这场战争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忠实读者”，这都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我要坚持反战，就难免引起误会。但这又是我不能越过的底线，即是要反对一切对人，特别是无辜平民生命的杀戮，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在这艰难的选择中，我多次想起鲁迅的提醒：我们既不能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能做异族的奴隶。[228]于是，我再一次坚守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立场，公开宣布：“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的巨大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人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与和平的根本性挑战。在我看来，这正是21世纪一开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我将这三位势不两立的“当代英雄”符号化，同视为人类文明的敌人，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之间内在的思想逻辑的相通，甚至用语上都惊人地一致：“比如他们都宣布对方是‘邪恶力量’（‘9·11’恐怖主义分子与萨达姆都指美国为‘魔鬼’，美国则直称伊拉克等国为‘邪恶轴心国’），这样就把自己置于‘正义’、‘真理’的化身，‘替天行道’的地位，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实际是将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原则，自己所属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并将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妖魔化”，为了追求文明、文化的“纯洁化”，而不惜动用武力歼灭一切“异端”。这其实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战争”的逻辑，现在在21世纪又以一种新的现代形式复活了。[229]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总头目，又正在试图用战争输出民主，以“解放邪恶国家”为己任，尽管目前气势正盛，但前途也未必美妙：历史最终是无情的。21世纪一开始就重演20世纪的悲剧，只是变了主角，这样的循环，令人感到历史的残酷。如《历史的中间物》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节所说，我在八九十年代既已总结过的历史教训这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现实意义，也使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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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3 “全球化”的悖论：追求普世价值和文化多元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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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5 这背后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理解全球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这正是我在2003年到贵州，和朋友们一再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用差异性、地方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换言之，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全球化并不仅仅只是单纯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它还应有注重地方性和本土性的一面，因为全球化是以多元化为基础的，没有多元化就没有全球化。所以，地方性和本土性，或者说个别与差异，这是制约单一化的手段，也是全球化的内在张力。”“文化的多样性是尤其不可忽略的。”“人类有普世价值，也有共同的文明规范。不过，这种普世价值、共同规范是由世界人类共同提供的，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共同参与构建的，它没有也不该有什么‘中心’、‘核心’，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边缘’与‘依附’。要警惕将某一种文化绝对化与普世化，将全球化变成用某一种文化征服全球，形成单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文化霸权主义。所以，统一与分殊，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正是全球化悖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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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7 强调“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的不可分割，显然是针对国内思想文化界的两种思潮，一是拒绝普世价值、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拿来主义”、坚持批判传统封建主义的鲁迅，这些年不断被某些人，包括部分年轻人指责为“汉奸”，就是这种思潮的极端表现；另一则是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绝对化、普世化的“美国化即全球化即现代化”的思潮。我在2003年讨论北大教育改革的一篇长文里，即指出了这样的危险：“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文章还指出，在有些人看来，“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中国的哈佛’”——这其实正是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的思路的翻版，是又一个历史的重演：“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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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19 “认识脚下的土地”：漂泊者和困守者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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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1 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北大人事改革的最初方案中规定以能够用外语讲课为评定教授的条件，试图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大学的教学、工作用语，正是这样的母语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我因此想起了这样的诗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众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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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3 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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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5 本节所讨论的重点“漂泊者与困守者”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就在这样的视野下，重新进入了我的思考，这也是2003年返回贵州时，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这是前述1990年的讨论的继续与深入：“漂泊与坚守，是人的两种生命形态，两种生命选择，也是人的两种心理欲求。它们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矛盾，冲突，形成一种内心的紧张和选择的张力，也形成一种奇异的心理伴生现象：漂泊者有渴望坚守的一面，坚守者也有渴望漂泊的一面。也就是说，两者常常是错位互换的：漂泊之中有坚守，坚守之中有漂泊——尤其是精神的漂泊。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有没有精神家园的问题。对于漂泊者来说，如果有了一片灵魂依归、精神寄托的家园，那么，即使他人在旅途，即使是生活在别处，他仍是有‘根’的；反之，他踏上的就是一条精神的不归路。而对于坚守者来说，如果他对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毫无感情，冷漠，陌生，疏离，厌倦，一切都不关心，一切都无所谓，浑然不知，熟视无睹，一心只想着逃离，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这种人即使走不出去，被迫留下来成为困守者，他也是没有根的”，“因此，不管是漂泊者还是坚守者，都有一个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问题”。[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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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7 而这也正是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我所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的是自我的存在危机：这又是一次外在危机向自身的内转。如前文所说，我一直将贵州安顺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精神基地，而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我了解这块土地，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吗？”再进一步追问：“我有根吗？”这问题是惊心动魄的，也是令自己颇为难堪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省：“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我发现自己一生竟是在不断地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活，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进一步反思则发现：“这样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产生了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和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涵：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带根本性的。”[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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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29 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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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1 这样，到2002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退休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的思想命题与生命命题：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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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3 首先，这样的命题的提出，是以前文分析的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为背景与基础的，就获得了更为阔大的视野，更丰厚的历史内涵。我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这样说道：“退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精神的解脱，从此可以不再扮演‘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这一角色。因此也就摆脱了这一角色所必有的、必要与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以及自己套上的种种重负，也可以不再受专业限制”，“关注与思考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更自由地驰骋于更广阔的领域，做更无忌的想象与言说”，简言之，就是可以“胡思乱想”与“胡说八道”了。[236]具体地说，在退休后的两年半中，我的思考集中在由这一总命题引发出的三个分命题上，即“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构建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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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5 “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可以说是对我的近二十年学术工作的一个概括与提升，其实，从前文的回顾中，就不难看出，无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幸存者”，还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批判的知识分子”、“思想者与实践者”、“漂泊者与困守者”，我的一切研究、思考与活动，都是从“关注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于“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教训”，并力图为“创造中国理论”提供历史与思想资源。现在有了这样更加明确的表述，也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自觉性。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当朋友们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对变化中的社会和世界作出应答和解释”，“如何处理文学所凝聚、所体现的‘本土经验’，如何通过此种丰富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或许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在这方面作出某种回应，“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前景：如果说对苏联、东欧经验的研究曾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那么，远为丰富与复杂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取得某种理论上的突破，这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有可能为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一个领域，至少我们是可以这样期待的”。[237]——当然，我同时也十分清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不过是提供一个历史当事人的一种观察、体验、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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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7 “构建精神家园与汉语家园”同样也是对我的关于中小学教育思考的一个概括与提升，是我在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打好精神底子与终生学习的底子”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汉语家园”概念的提出，则显然针对日趋严重的母语危机，并赋予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以新的意义。“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则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新的教育课题，前文已有论述，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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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39 更重要的，“追寻生存之根，重建精神家园”这是我的生命的需要。在2002年6月27日上最后一课时，北大学生问我：老师，你退休后要干什么？我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回归贵州，回归中学。这表明了一种行为的走向，也是一个精神的趋向，即逃离中心，走向边缘，走向底层，走向生命之源。我仍住在京城，主要闭门著述，尽可能减少参加会议；我的主要社会活动全在“远方”：或去贵州——我在那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一生中的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人生的艰难岁月是这块土地接纳了我，我带着新编的《贵州读本》与老朋友及当地大学生们进行心灵的交流；或去南京师范大学附中——那里是我的生命远行的出发点，为母校中学生上课，是旧梦重温，也是新的开拓；或去南方（上海、杭州、广东等地）讲学——在我最困难时，那里的朋友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这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回报，但更是一次次的精神吸取与滋养：“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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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41 “回到大地”还有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即是“回归自然”。退休后，最惬意、最放松的，莫过于与老伴一起两次国外漫游：2003年的欧洲五国的浪漫之旅，2004年的加拿大的家庭休假。前者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做过的梦——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的梦，真是不可思议。而后者却是难得尽享天伦之乐，并留下了《旅加日记》，其中就有“我与大自然的关系及其表达”的思考：“每次旅游，我都没有文字留下，我从不写游记。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然，包括自然风景，恐怕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语言文字仅是人的思维与表达的工具，在自然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坦白地说，在大自然面前，我常有人的自卑感，在自然奇观面前，只感到心灵的震撼，而无以言说。也正是这一点，显示了摄影（包括电影摄影）的力量和作用。所谓摄影，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瞬间的一个定格，是我经常喜欢说的‘永恒瞬间’。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又有极强的直观性，也就保留了原生形态的丰富性与难以言说性，这正是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摄影所传达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缘分：摄影者经常为抓不住稍纵即逝的瞬间而感到遗憾，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失去了（或本来就没有）缘分。”“因此，我的自我表达，也就有了这样的分工：用文字写出来的文章、著作，表达的是自我与社会、人生，与人的关系；而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则用摄影作品来表达。我经常在学生和友人中强调摄影作品在我的创作中的重要性，甚至说我的摄影作品胜过我的学术著作的价值，这其实并非完全是戏言。对于我来说，与自然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我本质上是更亲近大自然的。只有在大自然中，我才感到自由、自在与自适，而处在人群中，则经常有格格不入之感。越到老年，越是如此。即使是旅游，我对所谓人文景观始终没有兴趣，我总觉得其中虚假的成分太多。真正让我兴奋、醉心的，永远是那本真的大自然。这样的类似‘自然崇拜’的心理，还有相关的‘小儿崇拜’，其实都来自‘五四’，我承认，自己本质上是‘五四’之子。”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感受：“在花园里遇到了许多中国人，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都有。于是，就听到了许多华语。按说他乡听乡音是一件极高兴的事，我却有一种陌生感，想来大概是因为来加拿大以后，我都为两种语言所包围：英语和广东话，这都是我听不懂的。这样，这半个月来，我除了与老伴用语言（汉语）交谈以外，与人的交流（包括两个孩子）都是借助于某个眼神、动作与表情，更多的是与大自然进行无声的对话。我几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近乎原始的交流方式，现在突然置于熟悉的语言世界中，反倒觉得不习惯了。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验吧。”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后，精神家园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厚。在那一个早晨，独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读书，突然发现，更准确地说感受到了寂静：“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蠕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和飞翔。这就构成了一种寂静之美”，而我的生命又进入了从容、沉潜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非常之美的。[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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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43 和青年志愿者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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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45 而尤感欣慰的是，在寻找精神家园时，我与中国更年轻的一代人相遇了。由于某种机缘，我与北京大学生中的青年志愿者群体，发生了联系。据说，到2004年5月，全国各大学已经成立了一百二十个这样的社团，北京地区已达三十多个。年轻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利用假期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支教扶贫活动，同时又积极参与城市农民工的法律咨询和他们的子弟的教育。2004年暑期一部分北京学生社团组织了“西部阳光行动”，把支农支教与西部开发结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摸索，许多青年志愿者逐渐将工作重点放在乡村建设的实验点上。可以说，一个“关注农村，塑造自我，建设新乡村”的热潮正在中国的大学校园悄然兴起。这对我又是一个惊喜的发现，并且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我不仅向“西部阳光行动”提供捐助，帮助他们在边远地区建立了五个乡村图书室，参与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组织的北京市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评选工作，还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对青年志愿者运动作了历史与理论的阐述，以《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为题，在北大、北师大等校作公开演讲，引起了大学生们的强烈反响。我关注的是一个世纪思想文化现象：在20世纪，从20年代到70年代，整整五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在80年代、90年代中断了将近二十年后，到了新世纪初，又有第六代年轻人重新走向广大的农村。我要和年轻人讨论的是这背后的历史的动因与历史经验教训。我这样讲道：“这里有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在我看来，在过去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寻找认识与改造中国的根基，要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新世纪初，你们的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园。”我同时强调的是，“当下中国最迫切、最重大的两大问题，无论是解决两极分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是推动政治改革，其关键都在农村的改造与建设”，“我们今天尤其应该明确地提出：农民不富裕，就谈不上国家的富裕；农民没有充分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就谈不上国家的民主、自由；农民没有根本改变落后、愚昧状态，就谈不上国家的文明；农民没有从种种束缚下解放出来，就谈不上国家的解放。应该以这样的观念与追求，作为我们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与目标”，而如果不打好乡村民主建设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成为“沙上建塔”，如“五四”先驱者所说，“若想得到个立宪的政治，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这样的农村，才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我得出的结论是：“到了新世纪初，又重新产生了‘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与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农民相结合’的历史要求，新的青年志愿者运动也就这样应运而生。”——在这里，依然贯穿着我的启蒙思想：新农村建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民间的思想启蒙运动，而青年志愿者参与其间，也将获得自身思想的启蒙与精神成长。这样，我在这十年中所做的三件大事：组织北大百年校庆的民间纪念，推动中小学民间教育改革，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都是在推动民间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同样也是一个双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我自身的生命也获得了不断的深化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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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18947 在我看来，大学生中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对中国的学术界与教育界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省：中国这块土地，中国农民，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正在发生书斋里很难想象的深刻的变化，也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尖锐的问题，而我自己，以及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些却知之甚少，了解一些，也是失之笼统，更缺乏深切的体验，我们事实上是越来越陌生于脚下这块土地了。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学术危机、思想危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危机。在所有关于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而且还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都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也就是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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