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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3月5日陆续写成,3月6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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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压在心上的坟》,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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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1,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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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80年代学术界最早关注鲁迅的“历史中间物”观念的还有汪晖,他在《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一文里有精彩的论述。在《心灵的探寻》315页的一条注释里,我特地提到汪晖的这篇文章,并说到“本文作者曾与汪晖讨论过这些问题,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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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灵的探寻·再版后记》,《心灵的探寻》,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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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理群:《“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艰难的选择〉导读》,文收赵园:《艰难的选择》,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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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49—35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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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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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在《有缺憾的价值》一文中有过简要的说明,可参看。我所写的关于家庭与早年所受教育的回忆,也可参看,分别收入《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六十劫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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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看《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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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卷4,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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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代人的观察与理解》,《世纪末的沉思》,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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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书〈妄说“读书”的口号〉后》,《压在心上的坟》,155—156页。在此文中,我还谈道:“我们中间有的人对确实存在的知识与精神气质上的明显缺陷,百般掩饰,采取‘不承认主义’。他们自我感觉过分良好,或者为传播媒介不恰当的吹嘘所陶醉——如果仅限于此,不过是文人的自大;有的人却进而美化自己所成长的那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或者讳疾忌医,不准许对‘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思潮作任何批判,那就不仅可怕,而且可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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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代人的观察与理解》,《世纪末的沉思》,114页。参看《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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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悼“第一个倒下者”》,《世纪末的沉思》,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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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代序)》,《压在心上的坟》,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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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之患·序》,《人之患》,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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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先后编辑了《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先驱者的足迹》(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纪念钱宁同志》(清华大学出版社、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遗爱永恒:钱临三纪念集》(1994年自印)、《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并在扉页上表明:“谨借此书表达我们对父亲、母亲、大姐、大哥、三哥、二姐的怀念——愿他们在地下安息”)。回忆、悼念文章则收入《人之患》、《压在心上的坟》,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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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的安顺“小朋友”篮子君在读了本书初稿后,来信提示说:“我觉得你对自己‘学术准备期’的意义有点估计不足。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预备役’阶段,对你后来的研究路向和治学特点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举例来说,你早先在鲁迅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养成的两大特点:现实关怀和精神关怀(人文关怀),在你后来的研究中——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是一直贯穿到底的,且越到后期越显突出和强烈。对此如不稍作提示,那么,你后来的那些越界发言和广泛言说似乎就显得有些突兀,而不知这其实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的。就我的观察而言,你自进入专业研究以后,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起,一直到周作人传、论写作止,你的研究路径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学院化特点,我认为,这是一段你渴望融入学院,争取得到学院承认的‘进入期’,因此也是一段有意(或无意?)要抑制和摆脱过去那种非学院化的民间研究习惯(民间野性、民间立场)的时期。但从《大小舞台之间》开始,这种被压抑的野性与习惯却突然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与释放,或者说唤醒与激活。……此后一段时间,似是这两种路径、两种倾向的矛盾、冲突,时有强弱的纠缠期,亦是你在这两者之间犹豫、徘徊的时期。中经1999年的遭遇之后,忽然大彻大悟,两者由矛盾转趋平衡,且互为支撑,进退自如,也即俗话常说的‘看透了’,用学术语言讲则是渐入化境,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超脱。学术训练成了言说的基础与凭借,而民间关怀(包括现世关怀、底层关怀和精神关怀)则成了学术动力和取向。过去长于政治观察和思想分析的特点,在专业学术的浸润下有了更多的学理色彩,同时,又打破了纯粹学术和学院传统的某些局限,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治学之路和个性化的声音,并使某些自我角色的选择(转化)和定位,如‘精神界战士’、‘思想者’等,得到了加强和突显。在某种意义上,你后期的治学之路,颇有点向‘预备期’回归的趋向;或者说,早期形成的某些治学特点,实际上一直潜伏在你的专业化研究之中,时强时弱、时隐时现地影响着你,越到后期则越表现得明显和自觉,并终于形成了在更高意义上的一种回复。有鉴于此,我认为,在你谈到自己是带着丰富的‘经历’闯入学术界的这一点时,似可以再稍作展开,略加提示。”——篮子君的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但考虑到我在《我的回顾与反思》中对我的“学术准备期”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描述,这里就不再展开了。而篮子君对我的学术道路的分析,我也是基本认同的,并有“知己者”之感,这是我要感谢篮子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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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0、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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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绝对不能让步》,《六十劫语》,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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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0页。我在《绝对不能让步》一文中,这样概括了我对鲁迅的“基本思路”的理解:“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无论什么形式与旗号),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基本标准与尺度;自觉为人,还是甘当奴隶(无论什么形式与旗号),是区分传统人(知识分子)与现代人(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他的几乎无所不至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文明)批判正是以此为价值尺度的。”(《六十劫语》,10页)在周作人的研究中,我也十分重视他的“反奴性”的思想,见《反奴性:基本命题之三》,见《读周作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而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一个重要教训也就是他“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并成为异国侵略者的奴才(见《周作人传》,478—47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一切形式的奴隶统治(不论是异族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以及任何旗号下的出卖民族与个人尊严自由的‘奴才’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而不能有任何的原宥,更不用说美化。”但同时我又强调,要对周作人“为什么会事敌?是思想、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什么动因,是怎样的思想逻辑使他落入陷阱?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是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周作人的失足,包含了怎样的思想、文化,以至理论上的教训?”都应该做学术的深入探讨,不能只限于“政治与道义的谴责”(参看《周作人研究之我见》,《读周作人》,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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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看《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卷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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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47—348、350页。值得注意的是,到了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又有人重申儒家的这一传统,以“纠正”西方传统“过分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之“弊”,对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仍持怀疑态度,而我以为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又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旗号下,剥夺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个人利益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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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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