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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篮子君读了这一段论述后，在来信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与提醒：“这里讲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发生的迷误’，虽然明确讲了知识分子‘半是被迫、半是自动’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但从第一点讲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到第二点讲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传统，以及第三点讲从信任到盲从，事实上基本只讲了‘自动’的一面，而对‘被迫’的一面却有所忽略。这样不仅使论述显得不够全面和准确，更重要的是容易让人忽略或事实上遮蔽了知识分子在所谓的改造和批判中，尤其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整肃中被迫强制性地沉默和失语，从而也就被剥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的现象。而我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丧失其地位和权利的主要原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该被忽略的。因此，我建议是否以注释形式（以免影响行文），对此稍加申论？”——我完全同意篮子的意见，特录于此，也算是代我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注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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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并让我反复思考的问题。除了以上引述的文章外，我还写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收《压在心上的坟》）、《外来文化观（上）》（收《话说周氏兄弟》）等，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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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篮子君在来信中建议：“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时，可否直接点明，‘改造论’就是一种‘原罪论’，即把知识分子都当作一种具有‘原罪’（不与工农结合）的职业群体看待。”——“原罪论”确实是一个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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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53—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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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能写的与不能写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1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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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篮子君在来信中对这一段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不直接点明过去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的实质（或要害）？我不知你在这里是否有点有意规避这种提法的味道？不然，本来呼之欲出，绕也绕不开的提法何以不见使用？事实上，从今天的眼光去看，采用这样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否定阶级分析的合理性。阶级论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同时，与之并存且并不冲突的还有其他很多种分层、分群的方法，比如性别分析、代际分析、职业群体或利益集团分析、社群分析、信仰分析、民族分析等等。过去的谬误是在于以阶级分析来取代一切分析，否定一切分析，阶级理论是唯一的社会（也包括历史）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一唯一的社会分析取代了伦理分析，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反人性的现象。”——篮子君说得对，我之所以没有采用“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的说法，是担心从另一极端将“阶级论”与“人性论”绝对对立，从而忽视和否认阶级论、阶级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事实上在90年代以来，回避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阶级分析，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了。而我对此是始终怀有警惕的。当然，我也反对“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教训也是不能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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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还要追问下去》，《六十劫语》，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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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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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文载《随笔》200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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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帮忙”、“帮闲”的陷阱》，《压在心上的坟》，185—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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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由历史引出的隐忧》，《压在心上的坟》，135、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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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同上，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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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反思三题·未来的“忧患”是什么？》，《压在心上的坟》，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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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论“演戏”》，《话说周氏兄弟》，216、218—21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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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与鲁迅相遇》，3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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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的追问与思考，以及我的言说立场》，《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281—28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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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十年沉默的鲁迅》，《与鲁迅相遇》，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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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丰富的痛苦·后记》，《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325、32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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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丰富的痛苦·后记》，《丰富的痛苦》，326—327页。我对自我与这一代人的堂吉诃德精神的发现，是通过对早逝的贵州的好友刘尚沸的精神感悟与分析而达到的，在这篇“后记”里有详细的说明，可参看（见同书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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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丰富的痛苦》，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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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丰富的痛苦》，113—115、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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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同上，96—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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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丰富的痛苦》，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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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卷3，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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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外来文化观（下）》，《话说周氏兄弟》，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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