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8990

1706118991 [10]《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卷4，191页。

1706118992

1706118993 [11]《同代人的观察与理解》，《世纪末的沉思》，113—114页。

1706118994

1706118995 [12]《书〈妄说“读书”的口号〉后》，《压在心上的坟》，155—156页。在此文中，我还谈道：“我们中间有的人对确实存在的知识与精神气质上的明显缺陷，百般掩饰，采取‘不承认主义’。他们自我感觉过分良好，或者为传播媒介不恰当的吹嘘所陶醉——如果仅限于此，不过是文人的自大；有的人却进而美化自己所成长的那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或者讳疾忌医，不准许对‘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思潮作任何批判，那就不仅可怕，而且可恶了。”

1706118996

1706118997 [13]《同代人的观察与理解》，《世纪末的沉思》，114页。参看《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1页。

1706118998

1706118999 [14]《悼“第一个倒下者”》，《世纪末的沉思》，5—6页。

1706119000

1706119001 [15]《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代序）》，《压在心上的坟》，2页。

1706119002

1706119003 [16]《人之患·序》，《人之患》，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06119004

1706119005 [17]先后编辑了《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先驱者的足迹》（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纪念钱宁同志》（清华大学出版社、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遗爱永恒：钱临三纪念集》（1994年自印）、《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并在扉页上表明：“谨借此书表达我们对父亲、母亲、大姐、大哥、三哥、二姐的怀念——愿他们在地下安息”）。回忆、悼念文章则收入《人之患》、《压在心上的坟》，可参看。

1706119006

1706119007 [18]我的安顺“小朋友”篮子君在读了本书初稿后，来信提示说：“我觉得你对自己‘学术准备期’的意义有点估计不足。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预备役’阶段，对你后来的研究路向和治学特点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举例来说，你早先在鲁迅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养成的两大特点：现实关怀和精神关怀（人文关怀），在你后来的研究中——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是一直贯穿到底的，且越到后期越显突出和强烈。对此如不稍作提示，那么，你后来的那些越界发言和广泛言说似乎就显得有些突兀，而不知这其实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的。就我的观察而言，你自进入专业研究以后，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起，一直到周作人传、论写作止，你的研究路径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学院化特点，我认为，这是一段你渴望融入学院，争取得到学院承认的‘进入期’，因此也是一段有意（或无意？）要抑制和摆脱过去那种非学院化的民间研究习惯（民间野性、民间立场）的时期。但从《大小舞台之间》开始，这种被压抑的野性与习惯却突然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与释放，或者说唤醒与激活。……此后一段时间，似是这两种路径、两种倾向的矛盾、冲突，时有强弱的纠缠期，亦是你在这两者之间犹豫、徘徊的时期。中经1999年的遭遇之后，忽然大彻大悟，两者由矛盾转趋平衡，且互为支撑，进退自如，也即俗话常说的‘看透了’，用学术语言讲则是渐入化境，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超脱。学术训练成了言说的基础与凭借，而民间关怀（包括现世关怀、底层关怀和精神关怀）则成了学术动力和取向。过去长于政治观察和思想分析的特点，在专业学术的浸润下有了更多的学理色彩，同时，又打破了纯粹学术和学院传统的某些局限，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治学之路和个性化的声音，并使某些自我角色的选择（转化）和定位，如‘精神界战士’、‘思想者’等，得到了加强和突显。在某种意义上，你后期的治学之路，颇有点向‘预备期’回归的趋向；或者说，早期形成的某些治学特点，实际上一直潜伏在你的专业化研究之中，时强时弱、时隐时现地影响着你，越到后期则越表现得明显和自觉，并终于形成了在更高意义上的一种回复。有鉴于此，我认为，在你谈到自己是带着丰富的‘经历’闯入学术界的这一点时，似可以再稍作展开，略加提示。”——篮子君的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但考虑到我在《我的回顾与反思》中对我的“学术准备期”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描述，这里就不再展开了。而篮子君对我的学术道路的分析，我也是基本认同的，并有“知己者”之感，这是我要感谢篮子君的。

1706119008

1706119009 [19]《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0、59页。

1706119010

1706119011 [20]《绝对不能让步》，《六十劫语》，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1706119012

1706119013 [21]《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0页。我在《绝对不能让步》一文中，这样概括了我对鲁迅的“基本思路”的理解：“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无论什么形式与旗号），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基本标准与尺度；自觉为人，还是甘当奴隶（无论什么形式与旗号），是区分传统人（知识分子）与现代人（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他的几乎无所不至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文明）批判正是以此为价值尺度的。”（《六十劫语》，10页）在周作人的研究中，我也十分重视他的“反奴性”的思想，见《反奴性：基本命题之三》，见《读周作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而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一个重要教训也就是他“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并成为异国侵略者的奴才（见《周作人传》，478—47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一切形式的奴隶统治（不论是异族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以及任何旗号下的出卖民族与个人尊严自由的‘奴才’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而不能有任何的原宥，更不用说美化。”但同时我又强调，要对周作人“为什么会事敌？是思想、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什么动因，是怎样的思想逻辑使他落入陷阱？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是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周作人的失足，包含了怎样的思想、文化，以至理论上的教训？”都应该做学术的深入探讨，不能只限于“政治与道义的谴责”（参看《周作人研究之我见》，《读周作人》，257—258页）。

1706119014

1706119015 [22]参看《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卷3，92页。

1706119016

1706119017 [23]《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47—348、350页。值得注意的是，到了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又有人重申儒家的这一传统，以“纠正”西方传统“过分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之“弊”，对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仍持怀疑态度，而我以为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又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旗号下，剥夺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个人利益与权利。

1706119018

1706119019 [24]《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49页。

1706119020

1706119021 [25]篮子君读了这一段论述后，在来信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与提醒：“这里讲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发生的迷误’，虽然明确讲了知识分子‘半是被迫、半是自动’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但从第一点讲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到第二点讲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传统，以及第三点讲从信任到盲从，事实上基本只讲了‘自动’的一面，而对‘被迫’的一面却有所忽略。这样不仅使论述显得不够全面和准确，更重要的是容易让人忽略或事实上遮蔽了知识分子在所谓的改造和批判中，尤其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整肃中被迫强制性地沉默和失语，从而也就被剥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的现象。而我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丧失其地位和权利的主要原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该被忽略的。因此，我建议是否以注释形式（以免影响行文），对此稍加申论？”——我完全同意篮子的意见，特录于此，也算是代我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注释吧。

1706119022

1706119023 [26]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并让我反复思考的问题。除了以上引述的文章外，我还写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收《压在心上的坟》）、《外来文化观（上）》（收《话说周氏兄弟》）等，可参看。

1706119024

1706119025 [27]篮子君在来信中建议：“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时，可否直接点明，‘改造论’就是一种‘原罪论’，即把知识分子都当作一种具有‘原罪’（不与工农结合）的职业群体看待。”——“原罪论”确实是一个要害。

1706119026

1706119027 [28]《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53—355页。

1706119028

1706119029 [29]《能写的与不能写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1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706119030

1706119031 [30]篮子君在来信中对这一段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不直接点明过去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的实质（或要害）？我不知你在这里是否有点有意规避这种提法的味道？不然，本来呼之欲出，绕也绕不开的提法何以不见使用？事实上，从今天的眼光去看，采用这样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否定阶级分析的合理性。阶级论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同时，与之并存且并不冲突的还有其他很多种分层、分群的方法，比如性别分析、代际分析、职业群体或利益集团分析、社群分析、信仰分析、民族分析等等。过去的谬误是在于以阶级分析来取代一切分析，否定一切分析，阶级理论是唯一的社会（也包括历史）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一唯一的社会分析取代了伦理分析，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反人性的现象。”——篮子君说得对，我之所以没有采用“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的说法，是担心从另一极端将“阶级论”与“人性论”绝对对立，从而忽视和否认阶级论、阶级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事实上在90年代以来，回避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阶级分析，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了。而我对此是始终怀有警惕的。当然，我也反对“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教训也是不能忘却的。

1706119032

1706119033 [31]《还要追问下去》，《六十劫语》，21—22页。

1706119034

1706119035 [32]《有缺憾的价值》，《压在心上的坟》，62—64页。

1706119036

1706119037 [33]《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文载《随笔》2004年4期。

1706119038

1706119039 [34]《“帮忙”、“帮闲”的陷阱》，《压在心上的坟》，185—188页。

[ 上一页 ]  [ :1.706118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