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19070
1706119071
[50]《丰富的痛苦》，94—95页。
1706119072
1706119073
[51]《外来文化观（下）》，《话说周氏兄弟》，104页。
1706119074
1706119075
[52]《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个侧面》，《六十劫语》，258、259—260页。
1706119076
1706119077
[53]《丰富的痛苦》，91页。
1706119078
1706119079
[54]《谈“做梦”》，《话说周氏兄弟》，193、190—191页。
1706119080
1706119081
[55]《青春是可怕的》，《压在心上的坟》，160页。
1706119082
1706119083
[56]《谈“做梦”》，《话说周氏兄弟》，197页。
1706119084
1706119085
[57]《丰富的痛苦》，88、87页。
1706119086
1706119087
[58]《丰富的痛苦》，146—147、150页。
1706119088
1706119089
[59]在《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载《随笔》2004年4期）一文里，我有过这样的分析：“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与向往革命的青年共同的精神特征：将劳动和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知识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义的信念，将苦难神圣化，在苦难中纯净灵魂，成为‘新人’的‘圣徒’情结，这里显然存在着俄罗斯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信念与情结的道德自律的纯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早就警告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是有可能导致‘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的。现在所发生的，正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却导致……忍从的悲剧。”
1706119090
1706119091
[60]《丰富的痛苦》，145页。
1706119092
1706119093
[61]《丰富的痛苦》，133、125、127—129页。
1706119094
1706119095
[62]《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压在心上的坟》，183页。在此文之前，我于1988年还写过《启蒙者的两难选择》一文，也收入同书中。
1706119096
1706119097
[63]参看《丰富的痛苦》，169页。
1706119098
1706119099
[64]《芦焚：知识者的漂泊之旅》，《精神的炼狱》，249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后来我又把这样的认识扩展到对“周氏兄弟”的体认：“周氏兄弟在生命形态选择上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又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时代，是属于人自身的，也就是所显示的是人天性中的‘悖论’：人始终是在‘剧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创造’与‘保守’，‘躁动’与‘安宁’，‘激情’与‘温情’，‘粗暴’与‘温和’，‘失衡’与‘平衡’，‘无序’与‘秩序’，‘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崇高’与‘平凡’……也就是生命之‘重’与‘轻’这样的生命形态（心理、情感……）的两极选择的张力中摇摆。”周氏兄弟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一样，也是“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只是具有不同的典型意义。参看《有意味的参照》，《读周作人》，252—253页。
1706119100
1706119101
[65]《“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精神的炼狱》，147、151—152页。在《丰富的痛苦》第十二章，在“何其芳找到‘归宿’以后”的讨论中，也涉及这一问题，可参看。
1706119102
1706119103
[66]《重在建构孩子自己的精神家园》，《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06119104
1706119105
[67]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绎译本，下册204页，上册355页，上册3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706119106
1706119107
[68]《丰富的痛苦》，91—92、14页。
1706119108
1706119109
[69]《丰富的痛苦》，252—256页。
1706119110
1706119111
[70]《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卷4，83页。
1706119112
1706119113
[71]《心灵的探寻·后记》，《心灵的探寻》，359—360页。
1706119114
1706119115
[72]《代序：我这十年研究》，《精神的炼狱》，2—3页。
1706119116
1706119117
[73]篮子君在来信中对这一段分析，作了如下补充和提醒：“在论述鲁迅的‘历史中间物’命题时，强调他‘拒绝完美与圆满’，‘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人生（艺术）道路’等等的‘极境’即至善至美，进而确认了只有‘不圆满’、‘有缺陷’才是历史、社会、人生等的常态。这里是否也应该考虑到，这种‘确认’本身也是一个悖论？即一方面承认世界是不圆满的、有缺陷的，但另一方面似也应该承认，人也有对这种不完美、有缺陷的东西进行改进和改革的必要，就是说，人也应该有他对不完美的不满，有对缺陷、弊端等等进行变革的权利，指出和允许这种不满与权利，才意味着给人们变革现实的努力与必要留出空间，这样论述在逻辑上才显得周全。否则，只承认不完满、有缺陷，恐怕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让人在缺陷、弊端、不足等等方面无所作为，消极对待。这一层是不能不考虑的。”
1706119118
1706119119
[74]《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走进当代的鲁迅》，66—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文系与王乾坤先生合作，上述概括中也包括了他的一些思考成果，我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
[
上一页 ]
[ :1.706119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