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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参看《半夏小集》，《鲁迅全集》卷6，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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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追寻生存之根》，4、1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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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篮子：《归来的学魂——钱理群2003年贵州之旅》，收《追寻生存之根》，20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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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追寻生存之根》，6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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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同上，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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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篮子：《归来的学魂》，《追寻生存之根》，213页。后来篮子在给我的来信中又作了这样的补充与提醒：“精神家园，既具有彼岸性，也有此岸性。作为彼岸性的东西，它包含有某种终极关怀的意蕴，而作为此岸性的东西，它无非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立足点，以及与之相应的那些信念、观念、准则等等。因此，有根无根的问题，实则也就是一个心是否有所系，命是否有所安的问题。它既离不开一定的地缘文化，又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狭隘的地缘性、具象化符号，毋宁说，它更多是一种地缘象征和文化认同的心理指归。总之，我想得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需要划清某种界限，以免把它误会为一种狭隘的地方性或地方性文化。”——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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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戴著〈一个人的安顺〉序言》，收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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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退休后的思考后来汇集成了一本思想随笔，即《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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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追寻生存之根》，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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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生命的沉湖》，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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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贵州读本〉编者絮语》，《追寻生存之根》，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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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旅加日记》，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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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过客》，《鲁迅全集》卷2，189、191—19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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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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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02年8月退休，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外，主要的兴趣和精力还在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三本书或是学术普及著作，或为学术演讲，都还是“业余研究”，我的真正学术主业，花大力气写的主要是两本书。另一本就是刚收笔的这部《我的精神自传》，它纠缠我的时间更长：书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是2002年3月至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因此有“北大演讲录之三”的副题——“之一”是1997年下半年讲的《话说周氏兄弟》，“之二”是2001年上半年讲的《与鲁迅相遇》；书的下篇《我的精神自传》，是2005年应一位杂志主编之约而写，最初只准备写一篇文章就算交卷，不料越写越长，越写越认真，竟有了书的规模；2006年、2007年，又在朋友的催促下，将学生录音、整理的《我的回顾与反思》的讲稿正式成文，作了一些补充与发挥，还补写了几篇文章，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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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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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首先是我的自传。本来，传记写作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传》自然是写传记的自觉尝试，而《与鲁迅相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其实也都可以看作是鲁迅、曹禺的精神史、生命史的书写。最近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对于钱理群一代人而言，最适用也最好操作的，就是传记学批评方法和心灵史模式。”[1]这大概有点道理，我自己也说过，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2]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学术研究具有广义的传记性，是一种“生命史”的研究与写作。而不同于以往的著作，这回我写的是自己的传记，自己的生命史。而写“自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胡适就是自传写作的鼓动者、倡导者，他还有过“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的浪漫设想。[3]那么，我在望七之年写自传，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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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要写的自传，却并不符合胡适的要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里，曾表示“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那么，他期待的是写“琐碎生活”的实录体的自传。[4]而我所写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而偏重于精神历程、学术生涯，不是用实录的方法，而偏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我的自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学术著作的一个自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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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作自我解读？这又和我的学术研究的两个特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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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创造的欲求的。也就是说，我总是直面“内在于现实、历史和自我”的“问题”，到我的专业——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去作“历史”的追溯，并努力从中提升出某些“思想”的命题，以达到“现实—历史—思想”的互动、交融。而作为这些自觉追求的成果和体现的学术著作，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问题意识是隐含其后的，其所提出的思想命题也大都点到即是，而且是分散的。这就需要通过“回顾”，既说明每一部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及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的问题的关联，又将其中的思想命题贯穿起来，形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回顾”的另一面，还有“反思”，即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受到现实制约的学者、知识分子，在面对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在有自己的时代的“发现”的同时，又会有所“遮蔽”，从而产生自身和时代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过“反思”，弄清自己的在特定时空下的学术研究，“发现了什么，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并且“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又暴露了怎样的问题？置于当下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具有精神的价值，并且能够成为新的思考与研究的新的起点。——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所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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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还追求“自我生命和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获得不断深化、升华，以至新生。因此，我说过，在我这里，“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本书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寻，我的自我“精神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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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了。这或许有助于你们读“懂”我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一起来解剖这个叫作“钱理群”的人，他的思想与学术，同时，也反思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然而我又担心，这会形成新的遮蔽，因为任何学术著作的实际内涵都是小于或大于作者自己的主观追求与预设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作者的自述去读其书，是危险的，不仅有可能被误导，也会妨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读者的独立理解与发挥。而这样的独立理解与发挥，才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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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野心”很大：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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