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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师长里边，我现在常常记起的，是蔡孑民和胡适之两位先生。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一刻不想到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以和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相竞，没有一刻不想到使世界上的好人渐渐增多起来。他们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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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先生在世的时候，和我晤谈的时候比较多，而他崇高的人格，我几年来零星的叙述实在没能描画得像样。蔡先生在世时，我不常和他见面。（一九二四年四月，蔡先生偕周夫人赴德国Koenigsberg出席康德二百岁生日纪念会，路过柏林，停留数天。他们在柏林参观柏林大学和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游览动物园、植物园，我都曾随同几位同学陪伴。）四十多年以来，他的宁静淡泊的志怀、正直和平的性行，在我心目中印象日以加深。现在离蔡先生一百岁的生日很近，因述一两件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以志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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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的姓名，在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时我才听到，当时蔡先生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我那时虽然刚由中学毕业，但自审才分，只能以读书做终生的事业，所以对于教育总长的人选比较注意。更使我对蔡先生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新政府任命蔡先生为教育总长时曾有赞同的言论，章太炎先生是我那时最崇拜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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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先生教育总长任内，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我当时虽然立志要成为一个经学家（章太炎先生“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的话，当时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对这件事深为赞同，因为我当时四书五经都已读过或涉猎过，颇知道这些书对于小学生和中学生并不十分适于诵读。我也知道经典里边蕴藏着许多古人的嘉言懿行，但我想，若把这些嘉言懿行有益于青年人心志的用简明的话述说在“修身教科书”（略等于现在的“公民课本”）里，岂不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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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蔡先生提倡美育，我便不免怀疑了。实在说，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谈到这里，我必须先将我的偏见一提。我生来不能了解美术，有些我所以为“美”的东西，美术家并不以为美，而美术家有许多作品，我很难看出它们有什么美的地方。（我中年时，更有一个不好的偏见或不准确的统计：美术家品行不好的居多。那时候我曾这样想：蔡先生竭力提倡美育而品行却这样的纯正，这是因为蔡先生在提倡美育以前已有很坚定的德操了。）因此，我对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只有一半的赞成。蔡先生以为西方文明国家的沿袭宗教仪式，乃一种历史上的习惯，我国振兴文化，似不必需要宗教。我对蔡先生的这个说法十分同意。（这当然不是说宪法中不应该有“信教自由”一条！）至于蔡先生以为纯粹的美育，所以陶养人们的感情，使有高尚纯洁的习惯，而使人我的见解、利己损人的想法渐渐消沮，则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相信，但我知道，蔡先生的话非特本于“心得”，亦有“古训”可征。以音乐来说，孔子就说过“成于乐”的话。〔比蔡先生年长六岁的英国（后赴美任教哈佛大学，改入美籍）哲学家怀德海，亦十分重视音乐对陶冶性灵的功效。〕因此，我究不敢以蔡先生的主张为不对。（像孔子、怀德海、蔡先生那样的人，都不会轻易出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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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小故事来了。一九二〇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平孔德学校任教中国语法的功课。有一回，校中开一个会议，讨论学生制服的式样。会中议论纷纭，最后又提到“美”的问题。我因听得不耐烦，便说道：“一件衣服，能够做起来简单而穿起来又最适合身体，便可以算是‘美’了。”蔡先生当时在会中，亦深以为然。后来孔德学生制服有没有照着这个原则去做，我也没有注意，但蔡先生对我这几句话的赞许，则使我以后对于世俗所爱好的锦绣纂组的衣裳更不喜欢。我尝这样想：若使讲美术学的人都像蔡先生那样，则美术学对我或不至像现在那样神秘，而我自然亦会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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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自己说，“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见一九三〇年蔡先生所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和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先生答林琴南的信大致相同）。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普通人多误解为“勉强混合”，实在说，蔡先生是有是非的择别的。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绝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绝不会允许他提倡“复辟”。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至于林琴南生平许多纯笃的行谊，我想亦是蔡先生所许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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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胡适之先生谈过一段蔡先生和钱玄同问答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还没有人记录过，现在我把它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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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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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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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蔡先生的涵养，可惜胡先生自己没有把它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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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像蔡先生、胡先生那样的人，在制行上，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位圣人，都不会比不上，可惜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可读的传记。就我个人讲，这一生能够得到这样的师长，可以说是一件最幸运的事情。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两先生虽先后成为古人，然音容常在心目中，每有鄙陋的志虑，缅想正直中和的遗范，便爽然自笑。有这种经验的，同辈中当非少数。这真是可以互相告语的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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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七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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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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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绍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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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前蔡先生一百零一岁生日的时候，我曾写了《随侍校长蔡先生琐忆》一文，刊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我见到和追随蔡先生比较迟，但是说迟嘛，在今天说起来，光阴迢递，年华逝水，也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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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一八年秋季，考进北京大学法预科肄业，第二年就是五四运动。“五四”以后，蔡先生在校的时间不多，他常离开北京到欧洲各国开会或考察，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和蔡先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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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夏超起义归附中央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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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我从北大毕业，仍然留在北平，教教书，暗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到了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那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因国民党人在北京很活跃，想要一网打尽，有下令通缉国民党人之议。在通缉的名单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是我和郭春涛兄，鲁迅的《而已集》中详记有被通缉者的姓名。因此，许多比较有钱的同志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东交民巷我们是住不起的，于是我就躲到东城口袋胡同，同学许宝驹的家中，朝夕与许计议如何觅取机会，为国民党尽力。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浙江省长夏超（定侯），为人机警有大志，绝不甘心屈居孙传芳之下，如有机会，必可举义反孙。此时如有机会策动夏超反正，东南半壁，影响甚大。我知道马叙伦（夷初）先生与夏有深交，此时马正在杭州，若由马向夏进言，夏必可言听计从。我们两人定计后，当天晚上就到东交民巷西口乌利文洋行楼上，去看易培基（寅村）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他听了以后，大为嘉许。他说今晚时间不早了，准备把这件事告诉李石曾先生（时为北京政治分会主席，避居法国医院），要我们明晚去听消息。第二天晚上，我们复往谒见，他告诉我们李先生亦甚赞成。他将先去电与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先生接洽，要我们二人中，一人去杭州，一人留在北京和他保持联系。我们商定由许宝驹回浙江进行此事，我则留在北京静待好音。因为宝驹口才便给，说话比较动听，所以我推他前往。宝驹到了杭州，把我们的计划和经过情形告诉马夷初先生。马往见夏，晓以利害，夏极表赞成，决定反正。国民政府遂派夏超为浙江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许宝驹为十八军党代表，我则为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原定计划是夏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宣布反正，立刻出兵攻占上海，不料夏之警备队，装备虽好，但无作战经验，动作迂缓。孙传芳得知浙江政变的消息，先发制人，立即遣卢香亭部由上海进攻石湖荡，攻占嘉兴，直趋杭州；夏则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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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还在北京，得到许宝驹的急电催促，但一时不能动身，需将大中中学和南花园北京特别市国民党党部等处经办之事交代清楚，始能成行。等我到达上海，夏已殉职，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我若早到夏超军中，命运实不可知。夏超失败后，我就留在上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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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派我返浙察看敌我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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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秋天，蔡先生已从欧洲回国，住在上海，我乃得有机会随侍左右。十一月，国民政府任蔡先生为浙江政治分会主席。当时有好多同志，不问情势如何，总想回到浙江去。杭州因为卢香亭的主力部队驻扎，杭、嘉、湖都在他的手中，当然不可能回去，然而有人认为我们有两个师的兵力可以依恃，就异想天开，主张先生在宁波成立省政府。蔡先生不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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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孙传芳部周凤岐、余宪文两位师长由江西潜回浙江，相继反正。周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驻桐庐；余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驻绍兴、萧山一带，与孙军、卢部隔钱塘江对峙。蔡先生之意是派人先去绍兴、萧山、桐庐考察一下周、余等实力究竟如何，当时决定派我先去看一看。那时沪杭铁路交通断绝，奉命之后，我偕同徐知白、徐钓溪二兄，前往绍、萧、桐庐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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