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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余二人之部队,号称二军,其实力尚不足二师。军风纪及装备均甚差,仅有步枪及少数机关枪,并无重炮,士气颓丧,毫无斗志,绝不足以御劲敌。回程曾潜入杭州观察孙军情况,而卢香亭所部是久经战阵之师,较周、余所部略胜一筹。我并冒险往说杭郊孙部徐镇方旅反正,不得要领,悄然离去。唯火车不通,只有孙方军车往来沪杭之间,乃运用同学郭智石(其兄郭之江系孙方要人,为浙江实业厅厅长)之关系,搭乘孙军军车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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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绍、萧、桐庐及杭州所见情形报告蔡先生,蔡先生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必须等待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由闽入浙,省政府始可在宁波成立。唯在沪同志迫不及待,仍旧主张先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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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侍蔡先生回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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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元月某日,浙江政治分会及省府同人(时国民政府任命褚辅成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均从上海搭船,航行一夜,翌晨到达宁波,在纸业公会开座谈会,商讨省府成立日期。是日,第十九军已从萧、绍撤退,军长余宪文亦来列席。相见之后,蔡先生就问他,孙军渡江(钱塘江),贵军从萧、绍撤退,是否在曹娥八关一带设防。他含含糊糊,答说“是的”,不及其他。因此,会议亦未能决定省府成立之日期。会后我住在宁波青年会,看见满街都是兵员从前方退下。我遇见十九军政工人员王超凡兄,我就以蔡先生问余军长的话询问他。他说,全部都退下来了,你想,曹娥八关一带防线长达二百余里,我们只有一师人,如何防守得住。他是国民党的同志,对我讲实在话。当晚我即谒见蔡先生,报告军情。当时颇费踌躇,留在宁波固然不妥,返回上海亦有为难,最终决定先到象山小住。从此我就跟着蔡先生跑,可说是他的随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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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先生的学问,道德文章,诸位知道得都比我清楚,我因曾随侍多日,现在就来谈谈蔡先生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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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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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平居俭朴,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每天都有一信寄给夫人周女士,从不间断。信交我代发,能寄快信,必寄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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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虽年届花甲,然身体康健,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于人。我们在象山旬日之间,四迁住所。每次搬动,我想替他整理行装,收拾零星物件,但是早晨起床,他就将铺盖及零星物件整理好了。随侍十余日,除每天替他寄信以外,实无一事要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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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待人接物都很谦和。饮宴之时,不论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必举杯回敬;敬他吸烟,不论烟之好坏,他都接受。蔡先生每顿饭都要吃一壶酒。我们在象山曾住黄公嶴史文若兄家,史宅招待周到,每日早餐亦预备丰盛酒菜。我也颇能喝酒,陪蔡先生吃饭那是最好不过,但是早晨我没有喝酒的习惯。那时年轻荒唐,有一次,我把杯子倒过来,表示不愿意喝,其他人陪蔡先生喝。蔡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他对我说,你不吃酒不要紧,倒一杯好了,摆在那里,你早上不吃不要勉强,你把酒杯倒过来表示你不喝,这样不大好。他讲话总是这样的,从不疾言厉色,当时也不说我没有礼貌。我受了教训以后,也跟蔡先生学,对主人的盛意不可推却,人家敬我一杯,必定举杯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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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当时抽的是“梅兰芳”牌的香烟。他叫我们抽,我那时烟瘾很大,但是我们都不敢抽他的烟,因为在乡下哪里去买“梅兰芳”呢?他自己虽然抽的是“梅兰芳”,但是别人敬他,不论烟之好坏,他都接受。我因此了解他并不是爱好烟酒,他在交际时的吃烟喝酒,多半是因为主人的盛情难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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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侍蔡先生由浙赴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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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象山住了十来天,原想在象山先乘民船至临海,转赴温州,旋闻台州海面海盗甚多,出没无常而罢。最初史文若兄欲物色打手数人伴送,为蔡先生劝阻。蔡先生以为:第一,我们并无急事待办,迟走早走并无关系;第二,我等并无贵重物品,如遇海盗,任其各取所欲,当无危险,若加抵抗,万一不胜,危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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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从黄公嶴搬到盐仓,才遇着从福建来浙装载带鱼的小帆船三艘,我们便搭乘这三船去福建。船很小,我们一行五人分乘二船,蔡先生和马夷初先生乘一船,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三人一船,另一船装载行李。时东北季候风大作,一叶扁舟,漂泊海上,危险异常。我因晕船,终日蜷卧不能走动;蔡先生则不晕船,还能起来,吃饭。船行一天两夜就到达福建琯头地方,亦即林子超先生的故乡。时何应钦先生已攻下福州,八闽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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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福建之后,不久我就和蔡先生分开了。他介绍我给何敬之先生,我奉委为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随何将军北伐入浙;蔡先生则与马先生等前往厦门,参观厦门大学、集美中学,然后由厦门径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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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轻人介绍工作,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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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军攻下浙江,蔡先生等从上海到杭州,我们同住在青年会,复得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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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般青年要从军从政的,都来见蔡先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蔡先生一一接见。有求写介绍信的,则有求必应,请在客厅稍坐,立刻就写,毫不推诿。他写信很快,两三分钟就写好一封,而且都是亲笔,从不假手于人。我们替他代笔的,只是偶尔有人请他吃饭、讲演,因时间冲突不能去,他在帖子上批“致谢”二字,要我们写回信道谢。而他为他们写介绍信的,也不一定是北大毕业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时候已经不早,大概十点多钟,有一青年画家求见。我禀告蔡先生,有人求见,可否请他明晨再来。他说,请他进来好了。此人带了几张他自己画的人物、花卉之类,给蔡先生看,请求为他介绍工作。蔡先生问他能否画宣传品,他说可以,于是蔡先生就替他写信介绍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先生,请求录用。过了几天,蔡先生还问此人再来过没有,又问我潘宜之回信没有,还叫我去访潘主任,替他催促。可见蔡先生为人写介绍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诚心诚意地关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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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小事谦和,大事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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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在小事上很谦和,对于大问题,他却是很执着,绝不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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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清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的委员为蔡先生、张人杰、沈定一、蒋伯诚、陈希豪、洪陆东、李超英、杭毅和我九人。会中设秘书、情报、审查三处,沈定一兼秘书处主任,我兼情报处及审查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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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党”以前,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深恶痛绝,“清党委员会”成立那天,群情愤激,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对付共产党,凡涉嫌的人,抓到就杀,当天晚上就从陆军监狱里提出二十余人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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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早餐后,蔡先生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后来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都是受了蔡先生这些训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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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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