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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军攻下浙江，蔡先生等从上海到杭州，我们同住在青年会，复得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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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般青年要从军从政的，都来见蔡先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蔡先生一一接见。有求写介绍信的，则有求必应，请在客厅稍坐，立刻就写，毫不推诿。他写信很快，两三分钟就写好一封，而且都是亲笔，从不假手于人。我们替他代笔的，只是偶尔有人请他吃饭、讲演，因时间冲突不能去，他在帖子上批“致谢”二字，要我们写回信道谢。而他为他们写介绍信的，也不一定是北大毕业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时候已经不早，大概十点多钟，有一青年画家求见。我禀告蔡先生，有人求见，可否请他明晨再来。他说，请他进来好了。此人带了几张他自己画的人物、花卉之类，给蔡先生看，请求为他介绍工作。蔡先生问他能否画宣传品，他说可以，于是蔡先生就替他写信介绍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先生，请求录用。过了几天，蔡先生还问此人再来过没有，又问我潘宜之回信没有，还叫我去访潘主任，替他催促。可见蔡先生为人写介绍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诚心诚意地关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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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小事谦和，大事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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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在小事上很谦和，对于大问题，他却是很执着，绝不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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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清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的委员为蔡先生、张人杰、沈定一、蒋伯诚、陈希豪、洪陆东、李超英、杭毅和我九人。会中设秘书、情报、审查三处，沈定一兼秘书处主任，我兼情报处及审查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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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党”以前，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深恶痛绝，“清党委员会”成立那天，群情愤激，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对付共产党，凡涉嫌的人，抓到就杀，当天晚上就从陆军监狱里提出二十余人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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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早餐后，蔡先生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后来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都是受了蔡先生这些训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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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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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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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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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蔡先生的生平和思想，雪艇先生已经讲得很详细，我只有一点零碎的资料做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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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蔡先生接触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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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如还活着，今年应是一百十一岁了。他肖兔，当时南京有许多位是肖兔的，于（右任）、胡（汉民）、谭（延闿）都是肖兔的，他们比蔡先生小一轮；胡适之、孙哲生、王雪艇诸先生也是肖兔的，他们比蔡先生小两轮；我也是肖兔的，比蔡先生小三轮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办报时，我跟蔡先生有相当多的接触。逮一九三一年我从英国回来，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十分清闲。因为跟杨杏佛（铨）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时正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先生是院长，他们的办事处是在成贤街，我常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蔡先生也常到南京，午饭时我时常陪他吃饭。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余。杨杏佛先生平日事情很忙，交际多，有时他要出去，就请我陪蔡先生吃饭。蔡先生是很严肃的，但待人很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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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每饭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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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蔡先生吃饭倒也是很有趣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气氛和味道实在非常之好。蔡先生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淡，但他的人情味很浓，我们中国人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蔡先生吃饭，都是很普通的菜，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大锅菜。他每一顿饭时都要喝一点酒。酒壶是一个锡制的方形暖壶（里面是圆的，有夹层可以装开水），可盛四两酒，不一定是绍兴。我们都不吃酒，只看他自斟自酌，吃尽一壶也不再添。他不吃饭，用菜甚少，大概是有胃病的关系，每次只吃几片面包，酒是不可少的，每一顿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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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在蔡先生面前全无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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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吃饭时不大说话，我们拿许多话题问他，引他说话，他的话头才会被引起来。我们问了许多问题，也听他说了许多事情，可惜没有记下来。席间也有许多趣事，我发现北大有几个高才生，在蔡先生面前言谈举止全无拘束。印象最深的是傅孟真，傅孟真他那个神气，奇形怪状，比手画脚，有时候大叫一声。我时常对他说，你实在应该打屁股！你在校长面前一点规矩也没有，做出各种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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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是北大的，但是我跟蔡先生多次接触，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之佩服，陪他吃饭，听他谈话，在他面前真是如坐春风。这一段往事，印象极深，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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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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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段经过，便是一九三一年初冬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谈，我有机会追随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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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五月，广州另外成立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与南京对立，宁粤分裂。是年七八月间，长江大水灾，泛滥数省，灾情惨重。不久就是“九一八”，日人在沈阳制造事端，攻占东三省。“九一八”以后，十月下旬，宁粤和谈在上海举行。这次和谈我曾亲自参加，现在特为记述，或可为讲述蔡先生生平和研究民国史者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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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有过好几次和谈。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总代表是伍廷芳，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市政厅，实际谈判的地方是在伍廷芳的家里——上海小沙渡路观渡庐。第二次和谈是在一九一九年，徐世昌方做大总统，南方则是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当时南方总代表是唐绍仪，北方总代表则为朱启钤，和议在上海举行，没有结果，而参加和议的人终日花天酒地。第三次就是一九三一年的宁粤和谈，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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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粤和谈双方的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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