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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宁粤和谈，广东的代表阵容浩大，如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另外还有大批随员。南京的代表则为蔡先生、李石曾、陈铭枢、张溥泉、张静江等，后来还有吴铁城。这两方面的和谈代表，就阵容和性质来说，完全不同。南京的代表可说是第三者的立场，态度超然，这里面就年龄、资望来说，蔡先生可说是一个领袖人物。广州方面不仅代表多，随员也多，每次出席会议的有三四个秘书；南京代表团只有我一个秘书出席，虽然南京派来的人并不少，在上海威海卫路有一个办事处，但南京来的人都不肯去列席，说看不惯广东来的人。当时的情况很妙，宁粤双方的代表和随员大半都住在一个旅馆，但见面都不招呼，宛若敌国，壁垒分明。开会就在伍朝枢先生家里——观渡庐，是一栋英国式的洋楼，园子很大，有几百亩地，此园后来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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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范与伍朝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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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奇怪的是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其中最激烈的是李文范，其次是伍朝枢。李文范常常很激动地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像南京政府一无是处。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他冷嘲热骂的对象就是王亮畴（宠惠），因为《国民政府组织法》是王起草的。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法学博士、法学权威起草的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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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主持会议是超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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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这一段，主要是在表现蔡先生。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不过，我这个做记录的却非常为难，广东方面一定要写“南京政府”，我觉得这不成体统，明明是国民政府，却偏要写成“南京政府”“广东政府”，我就告诉蔡先生这样写不对，必须改正，若不向他提起，他也就随它过去。那时每天的记录几乎都发生问题，且只有我一个秘书，只有我一个人争，我总觉得不能把“南京政府”的字眼写在记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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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蔡先生的伟大，他是超现实的，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他处之泰然。这段时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那时国难当头，外间请愿的很多，闹得一团糟，请愿的代表来了，都是汪精卫去挡。我记得有一回沈钧儒等人来请愿，和汪精卫大吵一顿，蔡先生则不过问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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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重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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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宁粤和谈期间和蔡先生朝夕相处，我觉得他真是精神超越一切了，对现实问题不加萦心。尽管天下汹汹，他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此，所以他始终不改变他的态度。和谈完了，我陪他回南京，我在车中问他许多问题，使我的见闻增益不少。我问他许多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的，尤其是辛亥开民国的史事。“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上海有一批老先生领衔通电，要政府马上抗日，领衔者是马相伯（良）先生，其次是赵凤昌（竹君）先生。赵是我们常州同乡，有一次，我特地问蔡先生，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先生说，国民党对不起他。我问这话怎讲，蔡先生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可见蔡先生之为人非常注重恕道。我这段时间和他相处，他从不跟我谈时事，我陪他返京，接着就是四全大会，他也不谈。我觉得他的境界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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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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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不常去南京。一九四〇年三月，蔡先生在香港去世，我适在港，曾往吊丧送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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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雪艇先生说，我们应该发扬蔡先生的思想，这事实在应该做。蔡先生在香港逝世，时北大同学许地山（落华生）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中文系主任，不知道他根据什么考据，说出殡时要用鼓为前导，于是找来了十面鼓在出殡的行列前敲打，香港人因此出来看热闹，但大家不知“蔡元培”是什么人！三十年前香港人不知蔡元培，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阐述蔡先生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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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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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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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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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孑民，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是二十世纪前四十年融合中西学术，施诸实行，一甲前三名中的人物，其在教育文化上的贡献，或可升为状元；其嘉言懿行，前贤言之详矣。惜尚缺乏一部详细的传记或年谱（编者按：“中央研究院”已出版陶英惠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上册），海外有两篇研究蔡先生的博士论文，非传记体例，故其生平的革命志趣，似尚有商量的余地。他的头衔已很多，可再加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帽子，他不是革命的理论家，也不是死心塌地、百折不回的实行家，而是一位先知先觉，开革命的先导，常立于新思潮的前线，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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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是否为秘密社会分子，也想在此文中贡献一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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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戊戌政变两大失败，予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打击，蔡先生当然不算例外。在一八九四年，他已升为翰林院编修。平凡的人，很可以养尊处优，熟读经史，弄点文墨，唯命是从，而他喜涉猎译本西书。至一八九八年，他突然归绍兴老家，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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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不继续做翰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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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说法，是因他同情戊戌变法运动，故弃职返里。京官之同情维新者颇不乏人，何必抛弃铁饭碗？也许是蔡先生骨节高昂，不愿折腰。但蔡先生较我们所设想者，有更强硬的气节，他胆敢骂朝廷。据甘簃《睇向斋逞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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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入翰林，尝于同官酬酢间，诋贵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满”之论，声至激烈：语闻于掌院学士（徐桐），面斥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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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托病，请假南归，不愧为勇敢之革命家。返绍兴后，另起炉灶，创新门路，勤修日语，读和文书。日德文法颇相近，故日译德文书多，他能自由阅读，自由思想。痛定思痛，他觉得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由于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谭嗣同等人，缺乏群众基础，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多由于此。所以，他决定从教育入手，训练一批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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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时有一所很新式的绍兴中西学堂，其中居然教英法文，不久加授日文。一所中学能授三种外国语言，在今日亦不多。一八九八年，中西学堂的校董聘蔡元培为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新旧两派，旧派要学生习诗、古文词，学写八股文，以便中举；新派讲授物竞生存之进化论与物理、化学等科学，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派不以为然，运动校董，出而干涉。结果，在一八九九年，蔡遂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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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中，思想不同，对于学生，反而有益，能刺激学生的思维。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即已造出一位后来鼎鼎有名的蒋梦麟。蒋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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