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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西学堂，学到……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使我放弃了我思想中怪力乱神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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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迷信很盛行的社会，介绍一点新科学，打破若干鬼神的乌烟瘴气，是为除旧布新的先决条件。蔡先生是一位可高可低的伟人，庚子年至次年初，他偕友人为绍兴侨农创办小学一所。以翰林办小学，是等于割鸡用牛刀。蔡先生只求对社会有益，其他非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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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一年，蔡先生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此校位于上海，是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一九二八年改为交通大学。特班学生四十人，秀才廪生居多，戴顶子上课，皆能作八股文，而不一定能写普通的书信。蔡先生因材施教，让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每月作长文一篇，发挥意见，总教习亲自批改。评语中，常灌输民权思想。又教学生读日文，使自译和文书，并为之改正。此班高才生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其教员同事有吴稚晖。吴先生说：“孑民唯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其实，蔡先生尚有其他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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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革命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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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蔡元培先生与其他旅沪志士章炳麟、吴稚晖等，以译本教科书不适用，非重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故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举蔡孑民为会长。因倡议之人均为名流硕彦，热心救国，故此会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谋推翻清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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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爱国女学，由蒋观云等发起组织。蒋君赴日留学，请孑民代为管理。所谓爱国者，爱中国也，亦阴寓“排满”与排斥外国侵略之意。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以后，学生渐渐觉得必须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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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女学的经费，多半出自上海富商哈同夫人逻迦陵女士（Mrs.Silas Hardoon），福建人，深信佛教，拜乌目山僧为师。山僧原名黄宗仰，曾受翁同龢熏陶，能作诗古文，又精于园林设计，被聘为工程师，建筑爱俪园，即哈同花园，此犹太富商对之推崇备至，言听计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南洋公学因教职员新旧思想之争，发生反抗学校的风潮，趋新教员吴稚晖、蔡元培辞职，全体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其在沪无家族可依而须住旅馆者，推代表向中国教育会求助。黄宗仰愿筹一切旅费，退学学生赖以维持于一时。然倚人篱下，终非长久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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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章炳麟等为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社，租了两幢房子为校址。他校退学者，亦欢迎入爱国学社。被欢迎者之一，就是日后著名的章士钊，学陆军，转学后，请教兵操，元培社长亦亲自参加，受军训。爱国学社正式上课的时间不多，而主要活动是宣传革命，提倡军国民主义，大家要去当兵，成为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教职员每月要去张园演说一次，鼓吹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无所顾忌。到爱国学社来的人越来越多，有邹容、《革命军》的读者，也有从日本归来者。如此高谈阔论，约有半年之久，外面引起官方的注意，内部章炳麟、吴稚晖发生龃龉，财政方面日起恐慌，无可奈何，与《苏报》联系，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而蔡元培、章士钊等为《苏报》写社论。蔡先生写过一篇《释仇满》，大意云：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亦已为汉族所淘汰。吾国一皆汉族，满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间而杀之，但不必如邹容《革命军》所云“杀尽胡人”。可见孑民先生仁者之用心。然革命言论喧哗已久，居上海，大不易，危险多，其兄鉴清力劝元培留学。蔡先生以德国学术最优，欲赴德，即先去青岛学德文，不到一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入狱，爱国学社亦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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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所宣传的革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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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三年冬，蔡先生自青岛返沪，仍假中国教育会为活动机关。适俄人进兵奉天，举国骚然，乃与刘光汉（即刘师培）、陈竞全（甘肃名进士，累官知事，有钱，住上海租界）等人在上海发行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文言与白话兼用，开始即谓“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并列评清政府外交之失败。其抵制之法，是用社论：《告马贼》（十二月十九日）、《告会党》（十二月二十日）。一是哥老会，二是私盐帮，三是广西的会党。广西地方很穷，不免抢劫。官兵把这村的人通杀了，不如和岑制台春煊说：“让你们去打俄国人，等到认真把俄国人打退了，全国里的人，都要大大地酬谢你们，你们也不至于再吃现在这种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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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盐枭的宣传，是“你们盐枭身体是很强的，胆力是很大的，团体是很固的，武艺是很精的。……你们盐枭中有名的是张士诚、刘铭传两个大人。张士诚……起兵泰州，不久即住苏州……好不快哉！刘铭传先前也是私盐贩子……后来清廷皇帝封他为一等子爵，岂不胜于卖私盐万万倍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报只一小张，无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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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梦》在《俄事警闻》中连登数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此文未署名，黄世晖撰《蔡孑民先生传略》，证明为蔡先生所作。他梦想要：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也鼓吹“废财产、撤婚姻”的社会主义。他要学德、法、英三国语言，要进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兼研究哲学。“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这种梦想，蔡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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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事警闻》只出了七十三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为《警钟日报》，编纂方法一仍其旧，观点亦大致相同，谓“俄人不畏官军而畏马贼，马贼者，民族之代表也”。稍后增加全国会党活动的消息，尤注意广西的大官与巨匪，另加刺客论，鼓励游侠，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目清朝官厅为盗贼政府，言论日趋激昂，“排满”革命日益明显。结果，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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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日报》“本来就是蔡先生革命运动的刊物。译登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这是当时在报馆任职的先师马鉴（季明）先生说的。他又描写只有蔡先生做独角戏，“天气非常寒冷，并无火炉，每晚总须写两篇文章。那时蔡先生右手冻疮溃裂，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冷冰冰地继续工作，不避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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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日，登广告：“蔡孑民敬白：孑民近担任爱国女学校事务，故《警钟》社编辑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在辞职以前，六月十九日，有一篇社论《论会党有益于国》。略云：“或者不察，谓会党为乱民之事。”社论说：“有会党而乱，不如无会党而治。”会党“可以提倡民权，可以暗杀其君相，离间其臣民。……但使会党种子愈布愈多，终必有达其目的之一日。呜呼，观乎欧洲变法诸国，何一非由会党造其首基哉！……而俄国之虚无党，自学生、工人、军士，以至各种社会，几乎弥漫全国，波澜屡动。其未至于成功者直待时耳！环顾祖国会党，如中国之红灯、白莲、哥老、安清之类，其有如是之激昂而敏活者乎？吾方旦暮望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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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党有益于国》的社论，多半是演独角戏的主编蔡孑民先生写的，从此我们可提出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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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否加入秘密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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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对秘密会党下一定义。会党原始是少数志同道合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联结为党，有入党盟誓或仪式，严守秘密，不示他人，故称为秘密会党，一称秘密社会。社乃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祭祀土神之所，即现代之土地祠，含有神秘之意，神秘是秘密社会常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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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定义可以成立，可进而考察蔡先生所加入的团体。上述爱国学社为革命总机关，卸了《警钟日报》的主编之后，蔡先生为爱国女学堂校长，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以便担任侦探与暗杀工作。他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蔡先生在爱国女学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惜其效果未易速成，但爱国女校仍为秘密革命机关。对辛亥革命有相当贡献的光复会，起初就设在此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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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是在一九〇三年前后，肇始于东京，由军国民教育会流衍而成，初名暗杀团。一九〇四年九月，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探知龚宝铨（章炳麟女婿）之暗杀团来沪，他乃自动要求加入。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秘密结纳各地会党，壁垒为之一新。章炳麟、陶成章、徐锡麟、吴春旸、熊成基、吴樾、秋瑾等相继入会，极力联络江浙会党，从事革命。光复会总部以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运动，徐锡麟初办大通学堂，蔡先生常去讲演。因筹款困难，其弟元康来绍兴时，曾主张抢劫钱庄的运款来办学，陶成章反对，未实行。到各处奔跑，去运动会党，非蔡元培先生所长，而陶成章、徐锡麟等优于为之。如一九〇五年二月，锡麟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此种艰苦，非文质彬彬之蔡翰林所能受，他长于劳心，但不惯于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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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后，九月八日，以光复会会员吴春旸之推荐，派蔡元培为上海同盟分会会长，从事于更切实有效的“反满”工作，秘密赁屋，学制炸弹。与其事者，必须采取传统秘密会社仪式，以免泄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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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时，设皇帝位，写誓书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知发者为吴（樾）君，则弹必出自杨（笃生）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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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是蔡先生口述，黄世晖笔记，并为“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之《革命之倡导与发展》所采用，似足为据。其守秘之严，“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此外尚有三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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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光复会的干部人才，如徐锡麟、秋瑾、敖嘉熊等，多为秘密社会分子，光复会的誓词为：“黄河溯源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族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其他誓词不备引，与旧式会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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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史编纂处，由校长蔡元培兼处长，地理教授张相文为副主任。为编《国史前编》，蔡、张两氏联名致孙中山先生函，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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