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20170
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令人感动他的帮助，朋友、学生为政治受刑狱之苦楚，他必尽量援助，使之出狱。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
1706120171
1706120172
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学士之前敢公开批评朝政，非勇不可。他终身没有离开思想斗争的阵地：他为破除迷信而斗争，为推翻清朝专制而斗争，为反对北洋军阀而斗争，为拥护民族自由而斗争，为民主宪政而斗争，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后，蔡孑民为保护人权而斗争，推行无党派、无国家、无善恶的三无主义，此更非勇不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名义招待新闻记者，致辞云：
1706120173
1706120174
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因为各党各派所争持的，已超越普遍人权以上，我等绝无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力，而不顾其他的。第二，我等无国家的界限：因为无论甲国人或乙国人，既同是人，就不应因国籍的区别而加以歧视；但因地点接近与否的关系，对本国人效力的机会多，而对外国人效力的机会少一点是有的。但外国人亦自有便于为他效力的同志，照分工条件，并无轩轾。第三，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未定罪的人，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当然有救济之必要。至于已定罪而并不冤的人，若依照嫉恶如仇的心理，似可不顾一切了，然人的罪过，在犯罪学家，归之于生理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归之于社会的因缘；即在罚当其罪的根据上，本尚有考虑的余地。所以古人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的箴言，又有略迹原情的观察，即使在法律制裁之下，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苟有所加则亦有保障之必要，例如狱中之私刑虐待等是。所以我等于无罪或有罪之人，亦无所歧视。诸君所主持的新闻，或以爱国之故，而对于本国特别爱护；又或以与一党一派有特别关系之故，而政见上常有拥护甲党攻击乙党之态度；此诚不必免，亦不可免者。然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这是鄙人所盼望的。
1706120175
1706120176
文中所提出的，有罪无罪，狱中私刑虐待，在蔡先生可以仁道主义概括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长是宋庆龄，会员包括杨铨（杏佛）、林语堂、鲁迅、邹韬奋等。此会主要工作，是设法营救陈独秀和牛兰，电请释放许德珩及平津被捕之学生与工人，与“五四”时代要求释放学生如出一辙。
1706120177
1706120178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义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工作对象是一大批不知名的囚犯；二、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状况，公布国内剥夺公民权利的事实；三、协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1706120179
1706120180
从一九二八年起，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其总干事或行政秘书为杨铨（杏佛，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此人说是干才，能一面谈话，一面对客挥毫写信，曾在康奈尔大学习工程，在哈佛大学习商业管理，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等校行政兼教授工作。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任秘书职，后任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干事，并从事北伐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轻于蔡先生的年龄二十多岁，以长辈待之，两三年合作同事无间言。
1706120181
1706120182
不料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杨铨在上海被刺死，南京政府严令缉凶，亦始终未获，是否杀鸡儆猴，不得而知。此后宋、蔡虽仍为社会贤达，但少作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言行。蔡先生的健康亦渐衰。一九三七年沪宁失守，隐居香港养病。虽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但极少公开发表言论。一九四〇年病终，载满令誉，永耀文坛。唯有一事，为人所未言，即蔡、宋数人之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Movement）为四十余年后美国卡特总统人权运动之先声，此亦始料所不及。
1706120183
1706120184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撞钟室
1706120185
1706120186
1706120187
1706120188
1706120190
民国三大校长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1706120191
1706120192
陶英惠
1706120193
1706120194
由清朝翰林到革命志士
1706120195
1706120196
清末的革命运动有一显著的特色：几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等，其领导阶层多为新知识分子，拥有传统功名者很少，而具有翰林头衔者尤属罕见。当时仍然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翰林院则是全国高级政治人才的渊薮，蔡元培以一个商家子弟，在翰林院中，已由庶吉士升补为编修，仕路已通，但他放弃了十年寒窗、梦寐以求而得来的大好出路，献身于革命活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1706120197
1706120198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一八六八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三年，比孙中山先生小不足两岁。太平天国这时虽已失败，但余波仍在荡漾。郭湛波在其《近代中国思想史》中论及孙、蔡两人的革命思想时说：
1706120199
1706120200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思想的演变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实代表反中国传统的思想，而荡平“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实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国父”说“闻太平天国遗老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革命动机于是萌芽”。他的思想，是从这方面发展。蔡先生在二十八岁（一八九四年）以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院编修，思想是从另一方面发展。两大伟人，初期的思想发展是“殊途”的。（第二百二十四页）
1706120201
1706120202
蔡元培在二十八岁以前，其生活方式及所受的教育仍是传统的、旧式的，所继承的也是传统的思想：人道的、理性的、反神道的、反宗教的。他曾在《释仇满》一文中说：“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苏报》〕这段话的原意是用以说明太平天国的“反满”，种族之见十分薄弱，但也看出他对太平天国流露着微词。尽管他与中山先生初期的思想发展是“殊途”的，但加入同盟会之后，便是“同归”了。
1706120203
1706120204
蔡元培之所以逐渐走上革命的路途，一方面是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自维新运动中获得启示。由于甲午失败，国人自梦中惊醒，不仅“新政”的呼声甚高，对“西学”的注意也趋于积极。蔡元培也因此开始涉猎译本西书，以间接吸取世界新知识。此举对他以后的思想行为，是一个大的转捩点。维新派的言论和行动，在当时曾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及至政变发生，蔡元培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深感失望，同时也看出革命的不可避免，遂毅然与清廷诀别，弃职回里，开始其革命“排满”的艰苦历程。
1706120205
1706120206
对革命与“排满”的卓见
1706120207
1706120208
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满汉两族间始终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自从太平天国将汉族对满族的新仇旧恨挑起，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的思潮亦相继输入，更加强了“反满”的情绪。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春，上海的舆论界“仇满”之声浪甚高，张园演说会中，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持极端“排满”论的邹容在其《革命军》中尤抱杀尽满人的见解。蔡元培虽然也主张革命“排满”，但他的意念是基于清朝政府的无力抗拒外侮，并非基于历史上的种族仇恨，所以对邹容的激烈主张不表赞同，特发表《释仇满》一文，以表示其看法。他认为种族之别有二，一曰血液，一曰风习。当时汉满两族通婚之事已屡见不鲜，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至于语言文字、起居行习，亦为汉人所同化，所可为满人标识者，只有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而已。若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之必要。
1706120209
1706120210
他认为当时“仇满”论之所以盛，是政治思想发达的结果：因为世界进化，已演成多数压制少数时期，风潮所趋，绝不容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社会，此为政略之争。“仇满”之动机虽在政略，且联想所及，不免混杂有过去种族之见，但重心应全在政略上，绝非纯粹种族之见。而且，由于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没有不被摧败的。
1706120211
1706120212
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其头脑冷静、不尚浮夸以及无所不容之襟怀跃然纸上。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眼，要是过分强调满汉的种族之见，势将两受其害。因为革命党如坚持杀尽满人，必加强满人的团结，以求自保，其将增加革命的阻力，至为显然。更值得注意者，他不仅主张推翻清朝的政权，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了世界潮流所趋在民主政治，其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及至武昌起义后，他的看法才普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在议和的纲领中，对清室列有种种优待条件，清室因而迅即退位，促成了五族共和。于此可见其对“排满”见解之卓越。
1706120213
1706120214
春申江边的革命风潮
1706120215
1706120216
蔡元培在戊戌政变后辞职返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校中的教员有新旧两派，他与杜亚泉等属于新派，提倡物竞生存之进化论，对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引起旧派的反对，遂辞职，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赴沪，展开了他多彩多姿的革命生活。当时在上海与革命有关的组织，他无不参加活动，或为主要发起人，或负其总责。
1706120217
1706120218
聚集在上海的各方志士，在列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的情况下，都想从事救亡的工作。大家目标既然一致，咸认有加以组织的必要，否则力量不能集中，也不易收效，遂有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论者谓中国教育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寓革命于教育的团体，其后上海的一切革命活动，大都与该会有关。
1706120219
[
上一页 ]
[ :1.706120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