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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满汉两族间始终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自从太平天国将汉族对满族的新仇旧恨挑起，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的思潮亦相继输入，更加强了“反满”的情绪。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春，上海的舆论界“仇满”之声浪甚高，张园演说会中，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持极端“排满”论的邹容在其《革命军》中尤抱杀尽满人的见解。蔡元培虽然也主张革命“排满”，但他的意念是基于清朝政府的无力抗拒外侮，并非基于历史上的种族仇恨，所以对邹容的激烈主张不表赞同，特发表《释仇满》一文，以表示其看法。他认为种族之别有二，一曰血液，一曰风习。当时汉满两族通婚之事已屡见不鲜，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至于语言文字、起居行习，亦为汉人所同化，所可为满人标识者，只有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而已。若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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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当时“仇满”论之所以盛，是政治思想发达的结果：因为世界进化，已演成多数压制少数时期，风潮所趋，绝不容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社会，此为政略之争。“仇满”之动机虽在政略，且联想所及，不免混杂有过去种族之见，但重心应全在政略上，绝非纯粹种族之见。而且，由于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没有不被摧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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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其头脑冷静、不尚浮夸以及无所不容之襟怀跃然纸上。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眼，要是过分强调满汉的种族之见，势将两受其害。因为革命党如坚持杀尽满人，必加强满人的团结，以求自保，其将增加革命的阻力，至为显然。更值得注意者，他不仅主张推翻清朝的政权，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了世界潮流所趋在民主政治，其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及至武昌起义后，他的看法才普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在议和的纲领中，对清室列有种种优待条件，清室因而迅即退位，促成了五族共和。于此可见其对“排满”见解之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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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申江边的革命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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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戊戌政变后辞职返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校中的教员有新旧两派，他与杜亚泉等属于新派，提倡物竞生存之进化论，对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引起旧派的反对，遂辞职，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赴沪，展开了他多彩多姿的革命生活。当时在上海与革命有关的组织，他无不参加活动，或为主要发起人，或负其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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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上海的各方志士，在列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的情况下，都想从事救亡的工作。大家目标既然一致，咸认有加以组织的必要，否则力量不能集中，也不易收效，遂有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论者谓中国教育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寓革命于教育的团体，其后上海的一切革命活动，大都与该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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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会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三月成立的，发起人为蔡元培、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钟观光（宪鬯）等，公举蔡元培为会长。先后加入的重要会员，计有吴敬恒（稚晖）、章炳麟（太炎）、黄宗仰（乌目山僧）、林獬（少泉）、蒋维乔（竹庄）、邹容、陈范（梦坡）等，以及爱国学社的绝大部分社员。其成立的宗旨是编印教科书，但事实演变，成为上海教育团体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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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会有关的革命团体，如爱国女学、爱国学社、《苏报》《俄事警闻》及《警钟日报》等，其活动有一最大的特点，即：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也就是寓革命工作于教育事业之中。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及南洋公学任教时，即开始提倡民权、女权，以散布革命的种子，而由教育会经办的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更含有革命的性质。仅由这两个学校的名称上，亦不难看出他爱国之深心。其中爱国学社系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七日南洋公学发生风潮，蔡元培将退学生介绍给教育会，募款所成立的，故关系特别密切，学社的人几乎都加入了教育会，而教育会仿佛就是学社的校董会。全校师生都议论时政，公言革命无忌，空气极为自由，遂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诚如章炳麟所说：“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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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主持爱国女学期间，凡革命同志，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杨守仁、黄兴等到上海时，他都借该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他办学的方针，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就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在校中为学生讲法国革命史及俄国虚无主义等。蔡元培“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由于暴动、暗杀最好的武器是炸弹，所以他在爱国女学中特别注重理化，以试造炸弹。当时与他一起研制炸弹的同志，有钟观光、王季同、杨守仁、何海樵、苏凤初、孙毓筠等，而黄兴、蒯若木也自东京送来弹壳相助。辛亥革命时，爱国女学的学生多有从事南京之役者，便是这个时期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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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原是一份同情变法及君宪的报纸，直到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主人陈范与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等相结纳，方与学社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苏报馆则每月津贴学社一百元以为酬，这才转变为革命性的报纸。南洋公学的风潮，已揭开了近代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序幕，《苏报》又特辟“学界风潮”一栏，报道各地官立学堂腐败情形，鼓动学生退学。于是，学生反抗学校当局不合理的压迫乃成为全国普遍的风气。南京陆师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杭州陆师学堂等，相继发生学潮。年轻的一代从驯服变为反抗，使清廷穷于应付。学潮发生的原因很多，但《苏报》的鼓动要为重要原因之一，则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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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除了在学校中鼓吹革命外，又以教育会的名义在张园举办了一连串的演说会，发表革命及“排满”言论，遂使张园成为一处讨论政治或鼓吹革命的集会场所，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有的演说词以及教育会、爱国学社与东京方面各革命团体的活动，《苏报》均以显著地位予以披露，气势甚壮，可以说是教育会成立后的全盛时期。至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五月，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为主属问题发生内讧，而《苏报》则改请章士钊为主笔，刊载章炳麟之《康有为》《客民篇》《读〈革命军〉》《序〈革命军〉》等文，言论之激烈，达于极点，并直呼清帝为小丑，遂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上海的革命活动，受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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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排满”而渐及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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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又与陈竞全、王小徐等创办《俄事警闻》报，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发刊，其发刊的动机为“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并在创刊的同时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这时上海革命志士的注意力，显然不再像《苏报》时代专致力于“排满”，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谋求抵制之策。蔡元培曾用白话写了一篇小说《新年梦》，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在该文中，他假借一自号“中国一民”者梦游之见闻，表达一个严肃问题：怎样才能造一个新中国？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应办的三件事：第一，恢复东三省；第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第三，撤去租界。等这三件事完成后，再由中国提出弭兵会，设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维持和平，于是世界大同。论者谓这是国人倡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早记录。至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月十一日，《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正式揭出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目的，其反帝国主义之旗帜，益为明显。终因揭露德国人在山东经营铁路、开采煤矿等密谋，引起上海德领事交涉，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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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前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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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何海樵介绍入会，旋由吴春旸推荐为上海分会会长。在当时同盟会的领导阶层中，他与黄兴、张继在上海即相熟，对中山先生虽然心仪已久，但尚未谋面。他之所以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因素很多，主要是与他在上海所主持的种种革命活动及光复会会长的身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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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是由留日学生所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演变而来。暗杀团团员龚宝铨等到沪，与蔡元培洽商，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光复会之组织，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暴动则须借重秘密会党，时陶成章在浙江金、衢、严、处等地联络各处会党，准备联合行动；绍兴一带，则另有一派会党，由徐锡麟、王金发、竺绍康等统率。二派之间各不相谋。蔡元培因与陶、徐二人均相识，特邀二人到沪，恳切商谈，促使浙东两派革命党互相合作，均加入光复会（见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蔡元培德行有余，声望亦高，足资号召，但就从事实际工作和活动而言，则非其所长。故自陶、徐入会后，光复会领导之重任便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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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后，革命的重心在日本，上海因《苏报》案后部分同志星散，声势大不如前。蔡元培在此期间的活动，显然也没有加入同盟会之前那么活跃。据现存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经他主盟入会的有十三人。又曾加入暗杀团，赁屋学制炸弹。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特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当场发表演说，据蒋维乔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一文中说：“蔡先生是日之演辞，特别警策。因此，陈英士闻而感奋，回里变卖不动产，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后来成就伟大事业，发端乃始于此。”足见其感人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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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名义不复存在，但光复会在江、浙、皖一带的组织，并未因同盟会的成立而改组，仍沿用光复旧名。光复会的骨干如章炳麟、陶成章等，在同盟会筹组期间都没有直接参与，在同盟会成立后，虽与不少光复会会员相继加入了同盟会，但终因两会领袖间的个人冲突导致分裂，分途发展。蔡元培虽曾为光复会会长，由于素性恢廓，并无自限于光复会之意，自加入同盟会后，即以整个革命团体之一分子自居，不似章、陶诸人之隘。其革命救国的事业，从此即与三民主义的革命大业化合为一，凡事均以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为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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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游学吸取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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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蔡元培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他之所以决心赴德留学，固然是由于追求新知的志愿心切，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也是因素之一，这可由他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致吴敬恒的信中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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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之所见，恐平民革命之剧，在支那终不能有好结果，现在所可预期者，唯有两途，幸则为土耳其之革命，如汉民君《以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篇所言，弟颇赞成之；不幸，则支那民族演犹太人之印版文字，分居于各强国政府之下，而守其不洁、贪、吝、迷信旧宗教（以儒家之祖先教代摩西教）之习惯，历劫不变，其中一部分占势力于经济（界），又有一小部分为忽出忽没之暗杀党，一小部分为学术家，而平时受人诟詈凌虐，又无端而忽受虐杀，一一如犹太人以往及现在之历史。二者何去何从，恐不出十年，可以解决也。……弟自与爱国学社诀别时起，脑筋之历史，出入于犹太的支那民族之最后两小部分中，在上海时，因后小部分之目的无可进行之路，而专注意于前者，其间颇有艰难秘密之历史，其后卒以途穷而移于后者。到德以后，则专向后者之路进行，而于前者之关系，则尚时时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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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对他离开爱国学社以后的活动——或从事暗杀或立志学术，有一非常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光复会成立后，大权落在徐锡麟和陶成章身上，他已不被重视；同盟会成立后，更是人才济济，显不出他的重要；而暗杀活动又困难重重。所以，只有本着他的专长向学术方面发展，才有留学之举。他之出国留学，只是暂时放下国内的实际革命生活，去求取新知，再充实自己，以贯彻其戊戌政变后培养革新人才以达到革命目的之素志。他在旧学方面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底，但在西学方面，自己感到不能满足。他到德国后，入来比锡大学，尽管过的是半佣半丐、十分艰困的生活，但仍潜心研究，心无旁骛，所听的课甚多，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美学等，只要时间不冲突，都去听，兴趣非常广泛。其求知若渴及苦学的精神，可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与吴敬恒的论学书中见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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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赴学问云云，则虽不敢不以此自鞭辟，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连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唯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做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沉溺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以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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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恒复函谓：“先生学问愈高，则不自满之处愈多。此即进步锐速之证。”但闻其半佣半丐之窘状，则兀然不自安，为之搔首踌躇者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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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革命的领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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